1954年10月，年近古稀的哲学家、国学大师熊十力，因为多年的老病根未除，冬天里既不能在屋内生火炉子取暖，又不能穿上皮衣，仅靠一身棉袍，实在难以抵御北京的寒冷，常常冻得浑身发抖。于是他向组织提出请求，搬到气候相对温暖的上海，与儿子熊世菩住在一起。

　　熊十力南下上海定居，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特别关心和帮助。当陈毅接到北京方面的通知，获悉熊十力抵达上海，马上派人帮助安排住房。在闸北青云路169弄91号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熊世菩家住在二层，楼下是另外一户。通过组织上出面做工作，楼下那家人被安排到了别处，熊十力和儿子住在了一起。

　　然而这套房子临街而建，比较嘈杂，对于需要安静的熊十力来说，有些不堪其扰。所以，住了不多久，实在受不了的熊十力，给陈毅写了一封求助信，详细说明嘈杂的环境不利看书和写作，恳请市政府能够帮助调换住处。

　　陈毅当即亲笔回信表示同意，并安排办公厅的同志速去办理。经过努力，办公厅的同志终于在上海淮海中路找到了一座两层花园式小楼，这里宽敞、明亮，更关键的是安静。搬过去后，熊十力感到非常满意，对陈毅市长的关怀极为感谢。

　　自从熊十力住进淮海中路，陈毅市长在百忙之中，多次抽出时间特地去看望。陈毅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儒雅之士，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曾经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对于陈毅这样的儒雅将军，熊十力本来就有着亲近感，再加上陈毅多次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更使得熊十力对陈毅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尽管熊十力比陈毅年长16岁，尽管陈毅是高官，而熊十力仅为一介布衣，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人之间的交情。陈毅每一次看望熊十力，都会坐下来与之长谈数小时，有时谈国家形势，谈生产生活，有时谈哲学，谈诗词。在性格上，两人都是直爽之人，说话也都直来直去，无所隐瞒。

　　有时候陈毅因为太忙，担心看望熊十力的时间间隔太长，便吩咐秘书说：“我如果忙于工作，长时间没去看望熊先生，你就提醒我一下。”秘书遵照吩咐，隔一段时间，就提醒一次陈毅：“今天您是否需要去看望熊先生？”

　　每当此时，陈毅就会一拍脑壳，说：“对了，是该去拜见熊老夫子嘛。”

　　除了到熊十力家里看望，陈毅还经常请熊十力到自己家里做客，有鸡有肉的好生款待。熊十力倒也不客气，有请必到。每次回到家里，他总是很兴奋的对子女描述做客经过，把陈毅的一些风趣的谈话，绘声绘色地进行转述，他曾不止一次地赞叹道：“陈毅市长真不简单啊，他从世家子弟到将军，从诗人到军人，从戎并未投笔，文武双全，位居高巅，平易近人，真难得啊。”

　　熊十力曾经向陈毅谈起自己心中的郁闷，说如今很少有人愿意找他谈学问了，尤其是过去的一些经常来往的老朋友，都怕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而不愿意与他过多接触。陈毅便在一次上海高校教师大会上讲：“听说有些人连熊十力那里也不愿意去，这很不好，熊十力先生才高八斗，其学问博大精深，是我们的国宝，你们要大胆地去向他问学，请教，不要怕这怕那，也不要怕别人说是封建迷信。”熊十力知悉陈毅的这番讲话后，非常激动，他说：“知我者，陈毅也。”说这话时，老人的眼角带着泪痕。

　　陈毅后来调中央工作，熊十力感到巨大的失落，不过两人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

　　1956年2月，北京召开两会，熊十力和老友马一浮等人，一同以特邀代表名义列席全国政协知识分子会议，从上海到北京，一路上是坐火车。熊十力有个很奇怪的习惯，不管多冷的天，他都不让人关车窗。结果，大风直往车厢里灌，随行的参会代表们都吃不消。等到了北京，这些人便跑到陈毅那里去告状，说熊十力简直太难侍候，并把一路上如何陪着熊十力挨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

　　陈毅听了，问那些人：“中国有几个熊十力？”他们回答：“一个。”

　　陈毅批评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熊十力，你们就不能多动些脑筋，好好照顾他吗？对像熊十力这样有很大影响的特殊学人，要特殊对待，特殊照顾。如果大家怕冷，你们完全可以给他买四张软卧票包一个车厢嘛。”

　　从此以后，每次到北京开会，熊十力单独被安排在一个车厢。这样，他可以自由的敞开车窗，尽情吹风，享受着“超等”待遇。

　　为一个人包个车厢，既是对熊十力先生的关怀照顾，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