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顾颉刚在史学界称得上是泰斗级人物，先生1893年5月出生在江南水乡一个读书之家，今年恰好是他诞辰130周年。

　　顾颉刚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任教。1930年代初顾颉刚担任燕京大学教授，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学界同仁创立了禹贡学会，进行中国地理沿革史、中华民族演进史、中国边疆地理的研究和探讨。今天看来，禹贡学会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端和源头。

　　《禹贡》半月刊的诞生

　　蔡元培与顾颉刚有师生之谊，1928年，他想让顾颉刚担任中研院史语所的筹备人。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职业，决定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到中研院任职。但由于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顾颉刚受到排挤，没法继续干下去。随后受聘于燕京大学，顾颉刚除专任研究员外，还在历史系兼了3小时的课。

　　顾颉刚对中国地理名篇《禹贡》情有独钟，大学毕业不久便开始研究。《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全文1193字，以山川河流为标志，将全国分为“九州”，并对各地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等作了简要描述。顾颉刚通过研究发现，《禹贡》涉及中国古今全部地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鉴于这种情况，顾便在燕京大学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将《禹贡》及其相关篇章细细讲解。后来北京大学邀请顾颉刚兼课，于是他在北大也开了这门课。在此期间，北大和燕京上这门课的学生大概有70人，有的学生还写了一些文章，观点颇为新颖。

　　当时另一位历史学者谭其骧在辅仁大学也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课，情况和顾颉刚差不多。于是顾颉刚便和他商量，三校师生联合创办一家学会，出一本刊物，将大家的研究文字陆续刊出，供人们研究参考。谭其骧非常认同顾颉刚这个想法，《禹贡》半月刊便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这是1934年3月间的事情。

　　当时大学生的基础和底子都很好，既能提出问题，也能写出文章。顾颉刚在文章中这样回忆《禹贡》杂志初创时的情景：“开头每期只有2万字……经我一鼓励，进步快极了，本来只能写一两千字短文的，渐渐伸展到一两万字了。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渐增加，到后来一期竟超出10万字了。”

　　《禹贡》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禹贡学会正式成立。

　　学会的经费问题

　　据顾颉刚回忆，学会刚开始运行时，经费主要用于《禹贡》半月刊的印刷，当时收到的稿件不多，只有2万字左右，印刷费30元。这些费用由顾颉刚和谭其骧各出一部分，剩余部分来自会员会费。禹贡学会会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师生，还有一些编辑和研究人员，普通会员每月收会费1元，学生收会费5角。后来随着学会活动的增加，《禹贡》杂志稿件的增多，只靠个人捐助已经捉襟见肘。

　　禹贡学会只能靠“化缘”为生。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国淦是一位地方志专家，对顾颉刚等人的工作非常感兴趣，特地给禹贡学会捐助了办公场所，还介绍顾颉刚去见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申请政府拨款资助。张国淦担任农商总长时，翁文灏正做地质调查所所长，张国淦曾经给予他很大帮助，禹贡学会是研究历史地理沿革和边疆地理的机构，张国淦希望翁文灏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义加以扶持帮助。孰料顾颉刚带着张国淦亲笔信去见翁文灏时，翁却一口回绝：“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顾颉刚没有办法，只好去找老熟人朱家骅。朱正兼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他对顾颉刚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申请资助，这种团体太多，不太好办。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们可以开一个正式公函来申请补助，董事会开会时我再给你们提出来研究。”

　　朱家骅办事很靠谱，顾颉刚交上申请后，董事会开会通过，一年度给禹贡学会1.5万元补助。此间，学会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有了自己专任的研究员，顾颉刚、钱穆、冯家升、谭其骧、唐兰、王庸、徐炳昶等7人当选为学会理事。

　　注重边疆地理的考察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占领了东三省，还将魔爪伸向了内蒙边疆。顾颉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这种情形，痛心极了，心想内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便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也讨论起民族史和文化史来。后来，《禹贡》杂志不仅出版了《东北》《察绥》《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专号，还经常组织研究人员和文章作者到边疆展开田野调查。

　　开展实地调查是禹贡学会进行边疆研究的一大亮点，顾颉刚提出，研究地理，应该对于我们版图内的山河、景物、人民，以及我们以往的光荣，都亲眼领略一过。1934年8月，顾颉刚与郑振铎、雷洁琼、吴文藻等沿平绥路沿线考察；1936年7月，学会又组织学者对绥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当时的河套地区地广人稀，蒙汉杂处，土地平坦肥沃，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地方。禹贡学会对河套一带的自然环境、地理沿革、水利农垦、移民开发等都做了详细调查，归来后专门编辑完成了一期《后套水利》调查专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受到威胁离开北平，《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学会实际上也处于解散状态。此后不久，顾颉刚到西北边疆考察教育事宜，同行的还有英国传教士戴乐仁和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人。考察团到兰州和西宁两个省城转了一圈，写了一篇设计报告，随后便离开了。顾颉刚认为要了解西北不能只看城市，必须到边地走一走，所以他一个人留下来，在甘肃实地考察了一年多时间。其间，顾颉刚撰写了《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边疆问题》等一系列关于西北边疆问题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对中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的研究，并没有因《禹贡》杂志的停刊而停下脚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一个新的开端，因为有更多的学人投身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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