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东岳

　　傅雷（1908年—1966年）是我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上海南汇人。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怒安”，是他早故的父亲给他起的，用意是“圣人一怒而安天下”，与雷字配合起来，就使人联想到“怒发雷霆”的意蕴。

　　熟悉他的朋友都有那么一个印象，这个人是动不动要发怒的。他对什么事都不肯苟且，对什么人也不去敷衍，对于他所嫉恶的东西，是一点也不肯妥协的，经常是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昆明一家艺术学校聘请他去当教授，他从上海出发，带着行李物品，跋涉海陆长途。可是到了之后，在讨论教学计划时意见不同，他马上扛起还没打开的行李，又回到了上海。

　　傅雷从事翻译工作30余年，翻译了32部外国文学名著，约500万字，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对自己翻译工作要求极高，每翻译一部书，首先是对原著反复阅读，吃透原著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一一列出，然后查考资料，或请教他人。请教的人包括专家、律师、医师、建筑工程师、工厂老板、银行家、留法同学等。有些问题不能在国内解决，他就写信到国外请教。直到他把所有疑难问题都解决了，才开始翻译。

　　他还将书中一些细节，当作一座屋院的结构和室内家具的布置，按原著画出一张平面图来，然后才落笔翻译出来。

　　傅雷知道自己普通话说得不好，会影响他译文的表述。他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当作学普通话的课本，经常反复诵读，像《月牙儿》《柳家大院》这些作品，他简直读得会背。傅雷还请演话剧的朋友到家里来朗诵剧本，学习对话中高低抑扬的节奏。有时他译好一段写景或对话，便把家人和帮助做家务的女工请到书房，自己高声朗诵，征求大家的意见，直到把译文改到自己认为天衣无缝，才算定下来。

　　他最初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受到普遍好评与重视，但他自己却极为不满意，后来又把这部一百几十万字的长篇，完全丢开原译，进行了一次新译。

　　出版社出版他的译著，做具体编辑、出版、印制工作的同志，说起傅雷都感到头疼，因为他的译文不好动，一动他就会跟人家大吵大闹。出版环节，他还要干预，出版式样、装帧设计、印刷字体、纸张用料他都要过问到底，一丝也不肯放松。

　　傅雷虽然性格耿直、倔强，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光明磊落的，因此，他并不孤独，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朋友，许多还是莫逆之交。他与朋友直来直去的争论，都是从善意出发，不带有任何思想渣滓，所以，他们的关系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促进了彼此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