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傍晚，微风不燥，透着明快的凉意。我早早吃了饭，特意穿上亮丽的裙子，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再精神些，再鲜亮些。今晚，要去见我的小学老师，李九金。

　　到了老师的家，夜幕已降临。我在门口轻唤：“老师！”老师应了一声，缓缓转身，见是我，眼里又是那道熟悉的亮光。他起身迎接，动作颤颤巍巍，脸上因激动泛着红光。三十余年光阴倏忽而过，此刻我才真正懂了“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的分量——原来岁月的刻痕，都藏在故人的步履与眉眼间。

　　记忆里的李老师，个子不高，当年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往讲台上一站，清清爽爽，丰神俊朗。语文课上，他的粉笔字，字字神气俱足，横平竖直间皆是气力，让人不能忘。粉笔划过黑板的“咯吱咯吱”声，都成了刻在耳畔的旧调。后来，我能稍许随性驾驭文字，大抵都源于他当年的点拨。记得那次写《东山岭游记》，我写“……山石间的花朵次第开放，大小的蝴蝶在争奇斗艳的花丛中翩翩起舞……”他在课堂上朗读时，语调似裹着山间的花香，同学们的目光像聚光灯般落在我身上。那一瞬间，心底像有千万株草木破土，花苞噼啪绽开，连蝴蝶都循着文字气息飞来，在心头嗡嗡起舞。原来，文字能让我这样被看见，被喜欢。少时情怀，一朝被触动，便生根发芽，终成情结。从此，我便爱上了写作。

　　李老师的音乐课，更是我们童年最盼的时光。那时教学设备简陋，唯一的乐器是一架旧脚踏风琴。夏日的课堂上，老师一顿一顿地踩着风箱，粗短的手指在琴键上灵巧游走，《乌苏里船歌》的辽阔、《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温情、《粉红色的回忆》的清甜，还有《蜗牛和黄鹂鸟》的俏皮，都从那架风琴里流淌出来。他身子会轻轻往后仰，跟着旋律微微晃动，声音高亮饱满，像浸了江水般清冽。我们围着风琴唱，虽唱得粗疏，却也富质感、轻松，如大大方方敞开的一派山水。他端坐风琴前的模样，成了我们心里一尊永远鲜活的雕像；而那些歌，便成了往后岁月里，一哼起就暖透心房的旋律。

　　那时他上课，手里总握着一根小木棍，用来指点黑板上的字，偶尔也成为调皮同学的“戒尺”。老师有两子一女，他们名字的首字竟与我的相同，加上我语文成绩常居前列，他待我便多了几分偏爱。班里调皮的同学总逗我，说我是老师的“干闺女”，甚至开玩笑说我是老师的“儿媳妇”，我总会跑去找老师告状。老师便把他们叫上讲台，他自有办法“整治”他们，大家笑作一团。有时，我倚着他的偏爱，也会跟着同学起哄，他便张开手指，咬着嘴唇轻轻按我的头，或是举起木棍作势要敲，可我从不害怕——我知道，那是他装出来的“凶”。

　　在我们眼里，李老师性子纯良，平日里和颜悦色，与同事谈笑时眼底透着明朗纯净，这份明朗纯净里还藏着一丝狡黠。无论课上课下，老师都揣着一份富足的幸福。课间，我们总爱往老师宿舍跑，他的寝室窗明几净，办公桌收拾得井井有条，书本和作业有序叠放，一切都透露出师者的儒雅与从容。

　　童年就像骑着快马掠过梨树林，满是清亮的欢腾。笑着闹着，我们便毕业了，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刚工作那几年，我任职的地方离老师家近，出门常能遇见。每次碰面，他都眼神发亮，满脸都是藏不住的欢喜。或许是相见频繁，我竟忽略了他鬓角的白发在悄悄增多。后来，日子被工作与家事填满，见他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是偶尔会想起。

　　老师晚景惨淡，师母病逝，孩子很少陪在身边，他孤身一人生活。有时在街上遇见，他骑着电动车去买菜，身子还是习惯性地往后仰，却没了当年跟着旋律摆动的松弛。他身后的光景，像过了季的果园，曾经的热热闹闹已不复存在。

　　去年三月，我去海口开会，几位小学同学偶然相聚。说起李老师，像打开了一台尘封多年的旧唱机，那些熟悉的旋律瞬间在席间流淌。我们轻声哼着“阿树阿上一只黄鹂鸟”“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眼眶竟都湿了——原来那些与老师有关的时光，从未真正被遗忘。

　　今晚的老师格外兴奋。他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这些年的哀乐喜怒，虽然有些口齿不清，眼神却格外清亮。我坐在他身旁，静静听着，偶尔说起自己的工作，故意把成绩说得热闹些，只想让他多些欢悦。在老师面前，我从不设防，不必伪装，连任性都显得理所当然。许是职业天性使然，他的学生遍布各地，优秀者众，但他独对从事语文教育的我格外满意，我像极了他最得意的作品。所以在他面前，我总想多呈现几分“衣锦还乡”的荣耀。他还一一问起当年的同学，记性好得惊人。他就像一位守风筝的人，即便所有风筝都已断线，飞向了远方，他依旧记得每一只风筝的模样与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