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安明

　　在一个信息爆炸、注意力有限的时代，我们似乎倾向于给人“贴标签”。实际上，人的一生充满偶然性，那些小时候立志当科学家的人，后来可能从事与科学完全不搭边的工作；种地的农民、矿场的爆破工，最后可能成了作家。

　　循着这条复杂多变的曲线，你会发现：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也曾踏足其他领域，并有书籍传世。我们姑且把那些与他们在公众认知里的主要职业不相关的著述，称为“业外书”“破壁书”，去书中探一探他们的另一面人生。

　　《大观茶论》 

　　文艺青年赵佶的茶说

　　提到宋徽宗赵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靖康之耻”。他在皇帝这个岗位上，声誉较差，但在绘画、书法、茶艺等方面，却展露出过人的天赋，以致史书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中国茶文化“兴于唐而盛于宋”，进入北宋后，缙绅之士、韦布之流“相从茗饮”。赵佶不仅喜欢喝茶，还懂鉴茶，他写的《大观茶论》对中国茶文化影响深远。

　　据余悦、虞文霞等学者考证，《大观茶论》写成于大观元年至大观二年间，即公元1107年至1108年，赵佶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这本书分为20目，从茶叶的种植、采制、烘点、品鉴等方面，介绍了宋代的茶工艺和茶文化。他写茶书，不满足于“搬运”他人观点，有很多自己的观察和体悟。《延福宫曲宴记》记载，宣和二年（1120年），赵佶曾留下大臣赐宴，当众表演分茶技艺。

　　赵佶认为，茶是灵秀之物，饮茶能令人清和宁静。他在《大观茶论》中描述了一个“青白”的茶世界：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茶盏以青黑为贵，因为青色或黑色，能更好地衬托茶汤的清和白。

　　“七汤点茶法”是《大观茶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宋茶之“精”的部分。看似简单的冲茶（冲泡搅拌茶末），需要先后用沸水冲七次，每次冲茶的水量、力度、角度，以及用茶筅击拂的方式、快慢都不一样。第二次后，茶的色泽渐渐舒展开，茶面上泛起珠玑似的汤花；第三次后，茶面上凝结粟纹、蟹眼纹；第七次后，茶面上的细乳如云雾汹涌，形成“咬盏”的效果……据说，赵佶喝茶，不喝茶汤，而是品尝茶面上的白色浮沫，从茶盏中分盛浮沫的过程，被他称为“分云入碗”。或许在他看来，好的茶如云似雪，是人和自然沟通的纽带。

　　《大观茶论》中关于采茶、蒸压、制茶、点茶乃至茶具使用的细致描述，充分体现了宋人对茶之风雅的崇尚。我们常说文人画，赵佶的茶说，颇有文人茶的韵味。如今，位于福建建瓯市的宋茶北苑·建州宋式点茶非遗传习所，复原了《大观茶论》记载的点茶工序，不少游客专门到此学习宋式点茶技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文物研究者沈从文的“衣缘”

　　知道小说《边城》的人，大抵不会不知道沈从文。他笔下的湘西宁静秀美，令人神往。这位创作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的作家，后半生转入了一个当时几乎无人注意的领域——文化史与文物研究，尤其是古代服饰研究。他前后花了十多年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服饰的通史。

　　1949年8月，曾在多所高校任教的沈从文转入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工作，被安排在历史陈列组，主要负责清点登记库房文物和展陈事务。

　　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曾撰文回忆，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后，当过讲解员。有一次，常书鸿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沈从文自告奋勇，去现场给观众讲解，每天都去。

　　1960年前后，搞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服饰研究方面。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文化部相关负责人时说，陪外宾看戏，发现国内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历史不符；还说出国访问，见到很多国家都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问有没有人在研究这项内容，能否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当作礼物送给外宾。文化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周总理，沈从文正在研究中国服装史。就这样，编书的任务落到了沈从文身上。

　　沈从文带领团队搜集图片、撰写文字。直到1978年，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书稿才最终修订完成。1981年，这本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共有25万字、900余幅插图。沈从文通过综合分析传世文献、出土实物等，系统阐述我国古代服饰的形制、流变及审美趣味。他认为，服饰是风骨、气韵、审美追求的外化，具有“载道”“章身”“彰德”的功能。

　　即便是服饰类专著，这本书也明显带有沈从文的文风：行文自然平实，时出趣语，一解研究类著作的玄奥。“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是汪曾祺对此书的评价。

　　《中国矿产志》 

　　“地质生”鲁迅的报国志

　　鲁迅一生创作了众多小说、杂文，但他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却与文学无关，而是一部地质学专著——《中国矿产志》。他曾在演讲时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清末，列强多次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深重。1898年，18岁的鲁迅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他想到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便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矿务铁路学堂由洋务派主导开办，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鲁迅等人成为该学堂招收过的唯一一届采矿地质班学生（1898年10月—1902年1月，共24人）。在校期间，鲁迅学习刻苦，记了很多听课笔记，甚至花时间去描摹书中的地质构造图。毕业前夕，他曾到南京青龙山煤矿考察并下矿洞挖煤，共13天。最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班上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员，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鲁迅在日本时，看到列强侵占我国矿产的事时有发生，忧心忡忡，决定与同窗顾琅合作，编著《中国矿产志》，让国人了解中国矿产的分布，呼吁同胞抵御列强对我国矿产的觊觎和掠夺。

　　为了写这部专著，他“特搜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撮精删芜，汇为是编”；发现一直被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视为秘本并禁止出版的《中国矿产全图》，他“急转借摹绘”，收录书中。

　　1906年，《中国矿产志》出版，不到一年印行三版，颇为畅销。清政府农工商部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通饬各省矿务界、商务界购阅；学部批准其为“国民必读书”和“中学堂参考书”。时任上海复旦公学校长的马相伯说此书“用心至深，积虑至切……深有裨于祖国”。

　　《中国矿产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地质学专著，对当时中国18行省的矿产分布有详细记述，其中不少矿物产地至今仍是中国重要的矿业基地。鲁迅写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引起国人的警惕，“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

　　从学矿务到翻译科幻小说，再到学医和“弃医从文”，鲁迅没有局限于一己的人生设计，而是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出最有价值的选择，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