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成院仕”，曾是人们诟病政府官员入围中国学术界最高殿堂这一怪异现象的形象讥讽。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院士制度改革提出了突出学术导向、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等要求，去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修订了相关章程。521名2015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无处级以上干部，就是中国工程院落实院士新章程、践行“去行政化”要求的具体行动。对政府高官说不，能否成为两年一度院士增选的工作常态，值得期待。

　　作为我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的职责任务就是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与技术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致力于促进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其“学术”属性显而易见。也正是看中了“院士”作为“学术精英”和“最高学术称号”的美誉与实惠。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也就成为了一些功利官员希冀“仕而优则学”的青睐尤物和公关机遇。

　　尽管公务员群体中的确不乏喜爱科学研究和致力科技创新的有识之士，但一旦为官，其主要精力就应当放在行政管理和职务履行上，不大可能有更多精力和大块时间投入学术研究。“仕途的归仕途，学术的归学术”，当作为为官与治学的基本底线。“官员院士”不仅会有损学术研究的圣洁，也会干扰和掣肘官员的全身心履职。

　　由于官员占据拥有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地位优势，“仕而优则学”的界限混淆，极易让院士增选异化为诱发权力寻租及弄虚作假等官场腐败的滋生温床。“只差一票成院士”的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案，或可引为前车之鉴。为入围院士，铁道部将其推举为候选人，三十多位学者为其捉刀代笔铸“专著”，6次受贿的2300万元更成为其拉票贿选的公关资本。

　　此次院士增选摒弃了往年“单位推荐”和“归口部门推荐”的两条“官道”，只能由院士提名或有关学术团体提名，并明确提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这无疑是从把好“入口关”的源头层面，阻断了官员“仕而优则学”的“两栖”念想，也为维护“院士”群体的纯洁性、防止权力染指学术打造了制度防火墙，其实践意义与正面效应值得赞誉和期待。(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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