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日本对海南岛的侵略，既注重以军事手段强占掠夺，也十分重视从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和文化渗透。为此，日军专门设立了文化统治机构，通过强化殖民教育、管控大众传媒，消减民众的抗日意识，传播“大东亚共荣”的理念，通过日语教育向岛民灌输日本文化，妄图将他们教化为天皇治下的顺民和开发海南岛的重要劳动力，为永久占领海南岛奠定文化基础。

　　建立文化统治机构

　　入侵前制定方案，“对海南岛以‘皇民化’为宗旨，争取在十年之内，达到与台湾同等程度的统治水平”

　　日本侵略海南岛前的有关海南岛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台湾总督府负责。1937年7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相继占领了华中、华南等地的战略要塞。之后，日军计划“南进”，妄想在“赤道以北东经90°至180°之间”的广大地域内，建立以它为霸主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帝国。1938年4月，台湾总督府在台北设立海军武官府，具体负责“南进”政策的策划和立案。海南岛因其地理位置而在南进方案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海军武官府成立后不久，便着手制定侵略海南方案，并于1938年9月出台了《海南岛处理方针》、《南方海外殖民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其中，《海南岛处理方针》的纲领部分，明确指出“鉴于海南岛在军事上、经济上的重要性及其地理上和社会上的特殊性，对该岛的处置，应与我所占领的其他地域有所不同。主要着眼于确立对其进行全面统治的实际权力，扩充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精神。”即把海南作为有别于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的特殊区域进行经营与统治。对海南岛民则以“皇民化”为宗旨，争取在十年之内，达到与台湾“同等程度的统治水平”。为此，该方针指出在对海南岛实施军事管制期间，应在军队的指挥下“派遣民政事务处理机关，掌握、处理一般民政事项”。即除军事手段外，还须使用民事手段，对海南岛实施文治。而文治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岛民进行文化渗透，将他们变成天皇治下的顺民。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尽管日本方面多次声明，占领海南岛“第一是为阻断以海南岛为中转基地向重庆运输军需物资，第二是开发本岛物资以弥补日军军需之不足，而绝无领土野心。”。然而，从其占领政策来看，这一点并不成立。侵琼日军在攻占海南岛的当天便给日本陆军省发去了名为《关于海南岛的政务处理》的密件，指出要“把海南岛作为经济上或者发展中国南方的基地永久占领”。为了实现对海南岛的长期占领与统治，日军在占领海南岛后迅速组建了由海军省、陆军省和外务省在海南派出机构联合组成的三省联络会议，作为海南岛的最高统治机构。从目前可以入手的资料看，该机构制定的首个关于海南统治政策的文件为占领6天后，即2月16日发布的《海南岛占领下的政务处理纲要案》。该纲要案明确规定，日军在海南岛的基本占领方针为将海南岛变成日本在“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享有特殊权益的地区”。这一点显然是沿袭了前述台湾总督府制定的《海南岛处理方针》中关于海南岛的定位。而要实现该目的，获得岛民配合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为此，纲要案指出，当前应努力促使岛民协助日军“作战及维持治安”。为实现该目标，纲要案指出在政务处理方面对海南岛“不实行特殊的军政统治”，而是交由“支那方面自治”。而所谓的“支那方面自治”，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南人自治，而是通过建立受日军控制并能主动协助日军的伪政权，来实现对海南岛的统治，说到底还是日军惯用的“以华治华”政策的延续。受益于曾长期居住于海南岛，在海南岛拥有丰富人脉的胜间田家族的积极协助，日军在侵略海南岛的当月，便在海口、琼山两座主要城市建起了“治安维持会”，协助日军管理岛民，维持社会治安。

　　3月1日三省联络会议发布《海南岛政策纲要》，在重申“尊重住民自治”之余，还特殊强调要努力制造海南岛民“欢迎帝国指导”的假象，将海南岛建成“日支人民共存共荣的典范”。为实现该目标，3月16日三省联络会议又出台了《海南岛占领下的政务处理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日本文化的渗透”，努力“普及日语教育”。

　　1939年7月17日，傀儡政权“琼崖临时政府”成立。虽然该政府主席由海南人赵士桓担任，但出任政府最高顾问的则是在侵略海南战役中担任指挥的日本海军第五舰队的情报部部长。海南岛的实际统治权仍在日军手里。据文献记载，日本第五舰队内设的“情报部”，在日军占领海南后主要负责“与海南岛有关的特种任务、各种调查、情报汇集，及其他与海军有关的重要事务。”1939年11月15日该“情报部”改称“海南岛海军特务部”，隶属于新设的“海南岛根据地部”（海南海军警备府的前身）。1942年5月25日依据“海南海军特务部令”，“海南岛海军特务部”更名为“海南海军特务部”，下设官房、政务局、经济局、卫生局等多个部门，扩大成为“可以与台湾总督府相匹敌的军政机关”。其中政务局第三课负责管理“教育、祠堂、寺庙及社会事业”，是日军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直接领导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出任海南海军特务部首任总监的池田清并非海军军人，而是一位曾出任大阪府知事、警视厅总监等重要职务的文官。这一点显然与特务部主要负责对海南岛实行民治，承担着教化岛民使之“皇民化”，以及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职责相一致。

　　强化殖民教育

　　在全岛强行推进日语教育，欲最终把日语“发展成东亚的共同语”

　　日本对海南岛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手段是强化殖民教育。在占领海南岛后，日军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套从幼儿园到师范学校的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及以公务员、警察等为对象的成人教育体系。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日军在中国所实施的教育性质多有争论。从学者们的表述上看，有“殖民教育”、“皇民化教育”、“同化教育”、“奴化教育”、“侵华教育”等多种概念。笔者以为，所谓的殖民教育应是殖民者基于殖民利益所实施的教育，只要教育的实施主体为殖民者，性质是为殖民利益服务，均应称为殖民教育。日军侵占海南期间，既有向岛内移民，亦有建立经济、军事设施，为不折不扣的殖民者，其基于殖民利益所实施的教育毫无疑问应属殖民教育范畴。

　　1、学校教育

　　在占领海南岛后，日军便着手制定措施恢复因日军侵略而遭受破坏的中小学校。1939年9月26日三省联络会议发布《中学设置规划纲要》指出，复兴中学教育应“作为建设东亚共荣圈的一环”，是出于“文化开发”及“安抚民心”之需要。而要使岛民“了解大日本帝国之实力，并衷心配合军事、经济建设事业，须使普通岛民通晓日语，由此理解东亚共荣之理想，并掌握相关的工作技能，提高劳动生产力”。为了培养开发海南资源所需的劳动力，纲要提出要在海南岛建设一所以职业技能培养为目标的“实科中学”，培养学生“以东亚共荣为理念的道德意识”，“传授岛民所必须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强化身体锻炼，达到培养国民之中坚者的目的。”此处的“国民”，毫无疑问应指“大日本帝国”的国民。

　　1941年9月27日三省联络会议又发布了《关于海南岛小学教育的暂行处理方案》。方案指出，海南岛初等教育之重点在于“教育、教化岛民，使其协助建设东亚共荣圈工作，发自内心地配合帝国所期望的军事及经济建设工作”，教导岛民要“仰尊帝国为东亚盟主，在帝国的领导下使东亚成为真正的东亚人之东亚，为把本岛建设成为人民可以安居、百姓能够乐业的乐土，努力培养锻炼岛民认真、顺从的精神以及强健的体魄”。可见，日军实施殖民教育之目标，是将岛民教化成为天皇治下的顺民和开发掠夺海南资源的重要力量。

　　从内容上看，日据时期的海南殖民教育以思想教育、日语教育和勤劳教育为主。其中，勤劳教育是出于海南岛高素质劳动力不足的现实需求而进行的培养学生劳动能力的教育。思想教育则是通过“新东亚道德”、“修身”等课程对岛民进行皇民化教育，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的理念，“启发、培养”孩子们对天皇和侵琼日军的“虔诚、感恩之心”，是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重要手段。日语教育则是日军实施文化渗透政策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语言既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其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日语的推广和普及就成了日本侵略者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最为重要的策略。三省联络会议在前述《关于海南岛小学教育的暂行处理方案》中明确提出要让岛民“尽早掌握日语”， 通过日语“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进而“领会东亚共荣之理念”，最终把日语“发展成为东亚的共同语，以实现东亚人的精神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占领军在日语教育方面可谓费尽心机。

　　1941年7月，日军在海口市设立了第一所“日语幼儿园”，之后又在三亚等地开设了多所日语幼儿园。据曾在三亚崖城的日语幼儿园就读的卢姓老人（现年77岁）回忆，他是在1943年，即5岁时进入位于日军崖城军营中的日语幼儿园就读的。建园之初，当地群众都不愿送孩子入园。为此，日军采取了强迫加利诱的办法，一方面给家长施加压力，命令家长必须送孩子来幼儿园，另一方面，免除园童的入园费和学费，并向孩子们发放糖果、饼干等食品，吸引园童入园。据老人介绍，幼儿园主要教授日语，当时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讲海南话是要受到日本教师惩罚的。

　　在小学教育方面，当时海南岛有两种小学，一种是既有小学，即日军占领前已有的小学， 下转B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