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逸

　　十多年前，因组稿之约，我曾拜访史铁生。

　　那是一个黄昏，薄雾冥冥，我按照史铁生的夫人——我的编辑同行陈希米老师——告诉我的地址，叩响了他们在北京水碓子东里的家门。

　　门开了，陈希米和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的情形有点意味，我和史铁生都知道对方是谁，可是彼此之间都没有马上相互打招呼；我俩在对视之中，等着陈希米向他介绍说，这是出版社的编辑，我们才握手。印象中史铁生有点黝黑，不像是一个长年待在屋子里的人——是那些年在地坛晒的？我不知道！也许，他喜欢阳光，没有时常待在屋子里吧；我曾经看过一张照片，他坐在阳光下，神形惬意而温和。

　　我们闲聊，他问我的年龄，我说了。他说：“你的年龄就是我坐在轮椅上的年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形特别平静，语气特别温和，是不经意的，然而却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多年了，依然令我难忘。我相信我从他那近似平淡的口吻中体会到了一种力量。毕竟，到那年，他已经坐在轮椅上整整三十二年了。我读过他的《我与地坛》，知道他经历了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却难以接受坐在轮椅上的命运的痛楚。我想，在那时候，他对自己的不幸早已超然了。

　　史铁生的声音很平和，却洋溢着十足的亲切和热情，以至于我只是与他初次见面，就可以随意地闲聊。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但是在那个黄昏说得最多的却是我。我在这位作家的面前，侃侃而谈，甚至谈文学。

　　之前我读过他的《合欢树》，那是他怀念母亲的散文。写得精致、隽永，带有一种怆然之气。它打动我，甚过朱自清的《背影》；我想，它一定是中国当代亲情作品中的杰作。就着《合欢树》，我跟史铁生谈了我对他的一些作品的感受，谈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平淡和悠远。

　　我谈到了读《我与地坛》的感受，还提到王朔对它的评价。王朔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比起《我与地坛》来“不是一个量级”。我当时很想知道他对这个评论是怎么看的，哪料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说：“嗨，那是他的看法。”说得很不经意。我后来每每回味他说这句话时的神形，就想：《我与地坛》是纯粹的情感流露之作，它有必要和哪一部或哪一篇作品比高低吗？

　　那天我跟他签了《史铁生自选集》的合同。在此之外，我再跟他约稿，约他的新作，他没有答应我，只是轻声说：“我写得很慢。”一年多后，他写出了《我的丁一之旅》。于是，我知道他依然在不停地写着，在顽强地写着。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依靠透析生活着。

　　跟史铁生签约之后，因为别的原因，我迟迟没能推出他的书。这时候，我接到陈希米的电话，说：书还要出吗？虽然已经签了合同，但是不出版也没关系；或者，把首印数减到一半。陈希米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人，她也许觉得一部以选编旧作为主的“自选集”不会有太多读者——哪怕它的作者是她的作为著名作家的丈夫；出于编辑对编辑的理解，她才跟我说了这番话。她和史铁生有意让我不要在这本书上有压力，什么稿酬啊印数啊他们全然不计——哪怕是签了合同，他们也不以为意。陈希米的电话让我沉吟良久，也生发了感慨：我觉得这其中有一种宽容，一种谅解。后来《史铁生自选集》还是出版了，而且市场反响颇好。

　　那个黄昏，史铁生送了我一本书，他在扉页上写“刘逸先生批评”。我后来查看了自己的日记，那是2004年8月16日。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史铁生。后来，朋友黄明雨出版了他的三本小册子——《以前的事》《写作的事》《活着的事》——我也参与选编了；因为跟史铁生有关，所以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像很多读者一样，一提起史铁生，我就会想到《我与地坛》。由于那一次的拜访，我对他和他的作品更加尊重。如今，我到北京出差，总住在地坛西门附近的海南大厦，因此时常有机会到地坛走走。现在的地坛，已经不是史铁生笔下的那座“废弃的古园”了，它被开发成一座现代化的公园。不过，我每次到那里，还是会想象它曾经被废弃时的样子，想到当年在那里徘徊的史铁生——那个背着身残之躯，却让自己的心灵不断丰富和充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