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

　　在科举时代，许多人将“学而优则仕”作为自己的人生规划，其中的佼佼者往往兼具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苏轼曾官至礼部尚书，对于醉心仕途的人来说，这无疑代表着成功。但是，苏轼四十年的仕途充满坎坷，“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是对其最生动的写照。“乌台诗案”是苏轼仕途的重要转折，更是他精神境界的一次次重塑。

　　“乌台诗案”始末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担任签书应天府（南京）判官的苏辙派人快马加鞭赶至湖州，告知哥哥苏轼，朝廷已派出皇甫僎等人前来拘捕，理由是“谤讪朝廷”。此时，距四十二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仅三个月。经长途押解，八月十八日，苏轼来到京城，被投送到御史台监狱接受审问。因为御史台别称“乌台”，苏轼的案子又因为诗歌而起，因此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官员围绕变法形成支持和反对两派，即新党和旧党。在新党看来，苏轼是旧党的中坚人物，经常通过诗文对新法进行讥讽，这使新党欲除之而后快。但新党对苏轼的多次指控并未得到神宗的明确支持，因此只能在失望中继续搜寻更有力的“证据”。

　　机会终于来了！苏轼调任湖州后，依照惯例给朝廷上了一份《湖州谢上表》，以表达对皇上的感恩之意。苏轼如此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大意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或能勉强及格。这让新党的官员如获至宝。在他们看来，这分明是对新法、对皇上表达不满。加上以前搜罗的各种“证据”，苏轼被逮捕归案，“乌台诗案”发生了。

　　在狱中，苏轼接受了一百多天的审讯。主审者翻阅了苏轼大量诗文并进行指控，认为他自始至终疯狂攻击新法。在连番审讯后，苏轼身心俱疲，只能选择认罪。认罪的后果当然很严重，那就是杀头！苏轼已有赴死的预期，甚至还偷偷储藏青金丹（主治胃病，含水银成分，过量服用会导致死亡）准备自杀。儿子苏迈坚持给狱中的父亲送饭，由于不能见面，父子俩约定，平常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的消息，就改送鱼。有一天，苏迈外出有事，委托亲戚代为送饭。亲戚看到苏轼的饮食相对单调，于是改送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失色，认为大限已到，便写下《狱中寄子由》的绝命诗，表达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的手足之情，读之让人动容。

　　苏轼被捕入狱的消息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轰动，一方面是新党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很多人想尽办法营救他，甚至还惊动了太皇太后。最终，苏轼“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朝廷以“讥讽政事”的名义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五年，苏轼躬身劳作、布衣蔬食，同时佳作频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均在这一时期诞生。一个新的苏轼站立在大众面前……

　　是颓废还是超越？

　　因诗案被贬黄州是苏轼一生的重要转折点。面对飞来横祸，是就此颓废还是勇敢超越？这是摆在苏轼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初到黄州时，他常常整天闭门不出，昏昏欲睡。在与朋友交往中也是战战兢兢，多次在书信中叮嘱友人“不须示人”“看讫，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可谓是心有余悸。

　　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就因为他能在逆境中完成自我救赎，然后潇洒地活下去，并将自己的人生体悟融入文学创作中，达到新高度。过了一段时间，苏轼在黄州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开始寻找生活的乐趣，他一方面广交朋友，“一蓑烟雨任平生”，另一方面和家人开荒种地，并自号“东坡居士”，最终慢慢从困境中走出，心境上也从先前的“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豪情转变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潇洒自在。

　　经历了“乌台诗案”和被贬黄州，这份精神境界上的超然此后一直伴随着苏轼，即便后来再次被贬惠州、儋州，他也能心平气和地活下去、写下去。在惠州，他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在海南，他深情告白：“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元宵夜，他还和几位老书生逛街、进寺庙、穿小巷，随时随地发现快乐、享受快乐。如此通透，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