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蔚林 陈卓斌
75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个学步孩童步入古稀之年,也足以让一个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当下的媒体行业,常常能够听到这样的自我调侃:“提笔能写、举机能拍,隔三岔五客串出镜直播,自编自导自演自剪VLOG”“海报、H5不在话下,手绘、长图、航拍、SVG手拿把掐”。
所谓“干啥啥都行,战斗力爆棚”,海南日报社的记者、编辑们,在媒体融合的浪潮中逐渐成长为“六边形战士”。然而,在这些新变化、新面貌背后,那些曾经一次次出现在新闻现场的采访本、传真机、录音笔,不仅没有被岁月尘封,反而成为记录海南历史、见证海南发展的载体。
只要翻阅、触碰、点击,那些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便如潮水般涌动起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纸笔之间书写新闻理想
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张嘴来两条腿……4月22日,在海南日报社新华南小区,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使用的采访工具,72岁的海南日报社老报人符秀英直言:“朴素得很!那时候没有录音机、摄像机,也没有电脑、手机,我们记录、写稿全凭纸和笔。”
1977年,符秀英被派往定安县驻站,成为海南日报社第一位驻站女记者。“我当时在农村组,后来也经常去文昌、琼海、白沙等地采访。”交谈间,符秀英向记者展示了当时的采访本。这本写满岁月痕迹的本子只有手掌大小,封皮是没有字样的浅棕色硬壳纸。在多年工作中,符秀英没丢过一本采访本,因为时间、地点、人名、事迹等重要信息全都记在上面,“写稿离不开它”。
她说,相较于如今发达的通信技术,当时的联络手段颇为“捉襟见肘”。“连固定电话都是个稀罕物。报社的电话只能打到县里的宣传部门、公社,如果我去更远的大队采访,一时半会很难联系上。”符秀英记得,有时为了核实一处稿件信息,她要打好几个电话,几天才能得到回复,十分不易。
“那时传稿也不像如今这样方便。普通的稿件,我们可以放进信封到邮局投递;时效要求比较高的稿件,就要拜托前往海口的通讯员捎回去,或者通过市县开往海口的客运车辆运送,再通知报社派人到车站取。”符秀英说。
一旁,84岁的海南日报社老报人李遴源也对此类场景记忆犹新。他介绍,自己1972年进入农业组成为机动记者后,经常执行紧急任务,往往是当天去市县采访,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就得把稿件送上客运车辆,否则会耽误后续的编辑、排版、印刷等工作。
“紧急任务、重要稿件,我采访完会第一时间给报社打电话,沟通稿件的逻辑、内容、材料、观点等。”李遴源说,过去使用纸笔写稿,有时记者思路一转,想对稿件进行修改或删减,只能重新写一遍,不像在电脑上改那么方便。他翻出一叠改革开放后报社使用过的稿纸介绍:“像这样的稿纸,周边留出了较大的空白,就是供编辑修改或作意见。”
李遴源还展示了一本报社20世纪70年代赠予通讯员的红色封皮采访本。“除了记录采访信息,采访本还有一个重要功能。”他说,年轻时自己做过不少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但那时没有条件在采访时录音,有的稿件见报后引起较大反响,采访对象可能会矢口否认之前的言谈,“这时,我就会拿出没有涂改、抄写痕迹的采访本‘自证’”。
“看着这些采访笔记,我很怀念当记者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很有意义。”符秀英说,退休多年,她仍然关注《海南日报》的新闻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感受到了青年采编人员的奋发向上,也很欣慰报社的优良传统仍在一代代报人中传承发扬。”
二〇〇〇年前后
录音笔与电脑提升效率
符秀英和李遴源寄回的稿件如何呈现在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上?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研究员蔡葩曾在海南日报社工作20余年。20世纪80年代,进入媒体工作之初,她作为“小记者”跟随有经验的编辑在后方学习,负责报纸排版后的第一轮校对工作。在她的记忆中,记者们寄回的稿件,经编辑们修改后送到印刷厂,进入铸字、排字、浇版、轮印等流程。
转正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蔡葩的稿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2002年,报社为她量身打造了文化专栏《似水流年》,专门挖掘那些宏大背景下的人物故事。这时的蔡葩,经常走进海南的深巷老宅,寻找那些已经模糊的记忆。
每次采访,她都带着纸笔,深入现场、当面采访、垂询记录,后来有了录音笔,对记录工作来说更是如虎添翼。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又一支录音笔的助力,清末格格爱新觉罗·恒容、海口名媛吴玉琴、“南洋船王”何达启等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讲述更加具体,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也更加真实可信、更具传播价值。
尤其是,作为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蔡葩近年牵头实施“海南民歌抢救工程”,通过录音的形式将民间歌者吟唱的崖州民歌、黎族民歌、苗族民歌、儋州调声、临高哩哩美、疍家咸水歌等记录下来,建立数据库,为建设“海南方言民歌博物馆”奠定基础。这些录音,不仅起到了记录的作用,更起到了“抢救”的作用。
1998年考入海南日报社工作的海南日报社编委、法治时报社社长陈成智,也听说过新闻前辈们寄送稿件的艰辛往事。他赶上新旧交替的节点:“那时,记者们普遍学会了通过传真将稿件传回报社,大大提高了传稿效率。不过,传真机也不是哪儿都有,需要找邮局、机关单位,或到专门的打印传真店。传完了,还得再三跟报社确认稿子完整不完整、字迹清楚不清楚。”
“很快,电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使用电脑写稿、传稿成为记者们的‘必修课’;再后来,我们有了笔记本电脑,‘鸟枪换炮’。”陈成智说,技术的变革也带来了阵痛,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报社女打字员龙海青。
他说,龙海青曾是报社出了名的技术能手,一分钟能打200多个字,且准确率极高,曾多次在省里技能比赛中获奖。电脑打字传稿在报社普及后,需要打字的稿件越来越少,龙海青也不得不转岗为排版工人,开始适应新的时代。
当中国报业走过“铅与火”的激情燃烧,迎来“光与电”的高效便捷,又迈向“数与网”乃至“云与智”的媒体融合新阶段……海报人坚定选择拥抱变化、主动破局。
媒体融合新阶段
工具在变、初心不变
采访中,记者发现,海南日报的几代报人,无论技术手段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他们最珍惜的东西,居然都是——采访本。有多年一线记者经历的陈成智,至今保留着一柜子上百本采访本。
这并非“守旧”。2015年,在纸媒打拼17年后,陈成智转型担任海南日报社新媒体部主任,见证了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力媒体融合的全过程,相继策划推出了微电影《老旗手》、创意H5《“海南号”时空穿梭机》等爆款新媒体产品。
“从纸和笔,到录音、拍照、摄像设备,到智能手机、AI技术,新闻作品生产和传播的手段和介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新闻人寻求真相、谋求创新的理想与情怀永远不会变。”时至今日,尽管身在管理岗位多年,陈成智仍坚持创作创意海报脚本、短视频文案、微电影剧本等,并乐此不疲。
蔡葩也在向时代张开双臂:2020年,她牵头组建海南日报口述历史研究中心;2022年,她牵头的海南首个文化名家融媒体IP栏目《口述海南·葩姐说》上线,聚焦海南民歌、骑楼老街、丘濬与他的时代、苏轼主题文物展等主题,推出了一系列中文或中英双语的精品短视频。在视频里,她时而手持纸笔记录,时而拿着话筒访谈,时而举起手机录制……即便年近甲子,仍充满创作的激情与活力。
以前辈为榜样,海南日报社的“90后”青年采编人员踊跃投身媒体转型浪潮。政文新闻部记者邱江华参加了2025年全国两会报道,“在现场,我们需要抓取鲜活瞬间,智能手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代表委员的一句‘金句’,就能制作一条爆款短视频”。
在她看来,不能把自己禁锢在“文字记者”这个身份里,而要努力学习使用各类采编工具,成为集采、写、摄、录、编等多种能力于一身的全媒体记者。
2025年全国两会,海南日报报道团队首次邀请视频编辑随队赴京。海南日报社全媒体中心编辑吴文惠此行深有感触:“从业十年来,我深刻感受到从‘后期加工’到‘全流程设计’的行业变革。执行这次报道任务,我首次以‘策划—采集—剪辑—传播’全链条参与者的身份,亲历了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技术共舞的新闻实战。”
她举例,在重要会议、活动中,报道团队快速启动“三线并行”机制——记者现场提炼金句、摄像同步回传片段、后方团队预设视频模板。会议、活动一结束,多条拆条视频已基本做好,一经发布便在短视频平台获得近30万的点击量。
“当新技术不断拓展新闻报道的边界,专业视频编辑的核心价值何在?”吴文惠的答案是:对新闻价值的敏锐判断,对情感共鸣的精细雕琢,在技术洪流中坚守的人文温度。
对此,陈成智有同样的思考。他说,单纯地追求技术革新,可能会沦为简单的“炫技”,伟大的技术,只有与人类缤纷多姿的情感和天马行空的创意相融合,才能诞生伟大的、不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