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亭亭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联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举办“琼州鉴宝——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活动”，为海南藏友带来了一场专业鉴定与文化交流的盛宴。说起鉴宝，其实古已有之，文博界流传着不少与鉴宝有关的传奇故事。

　　青铜器鉴定的鼻祖张敞

　　我国最早的鉴宝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中记载了一个“鲁侯献鼎”的故事：话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攻打鲁国，想要索取鲁国的镇国之宝——岑鼎。鲁国虽弱小，其国君却不愿献出宝鼎，故而将岑鼎换成另外一个鼎送予齐君，以此请求齐国订立和平盟约。齐国人怀疑岑鼎的真假，说如果鲁国的大臣柳季说这是真品，那么我们才接受它。鲁君只好去求柳季帮忙说谎。柳季以诚信闻名于列国，不愿作假证，故而对鲁君说，国君你把岑鼎当作国之重器，诚信则是臣下所看重的国家准则，如今国君想让臣下破坏准则以保全岑鼎，臣下实难做到。鲁君最后只得将岑鼎献给齐君。

　　“鲁侯献鼎”的故事亦见于《韩非子·说林下》，但主角岑鼎换成了谗鼎，柳季换成了乐正子春，故事里鲁国国君找来高明的工匠，照着谗鼎的模样仿制了一件赝品，想将赝品送给齐国。齐国使者到鲁国索鼎，对鼎进行了鉴定，最后认为此鼎为伪器，但鲁国君臣皆说其为真品。后面发生的故事亦似《国语》所记，乐正子春不愿玷污自己的诚信原则，鲁国最后还是将谗鼎送给了齐国，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有关赝品及其辨伪的记录。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在当时的右扶风美阳县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青铜鼎，当地官员立马将这件出土文物进献给了皇帝。因为宣帝的祖父汉武帝曾在汾阴发现宝鼎，当时认为是吉兆，汉武帝由此将年号改为元鼎。汉宣帝得到铜鼎后自然也很欣喜，不少大臣认为这也是祥瑞的象征，就在大家提议将其供奉在宗庙内时，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可查的鉴定专家出场了，他就是京兆尹张敞，只有他反对将宝鼎放于宗庙。张敞一直喜爱研究古文字，他依据铜鼎的出土地点并结合铭文释读，考证此鼎为周天子赏赐给大臣尸臣的，尸臣为铭谢王恩铸造此鼎，作为其家庙的祭祀之器。张敞还指出此鼎偏小，又有周王室臣子铸的铭文，不宜陈列于大汉王朝的宗庙。皇帝认可了张敞的鉴定意见，张敞也因正确释读铭文被后人尊为青铜器鉴定的开山鼻祖。

　　王国维与溥仪的鉴宝故事

　　国学大师王国维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也有一段有趣的鉴宝故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脍炙人口，其中提到的读书三境界更是为文人所叹服。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师，但在文物鉴定方面却曾被溥仪压过一头。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纷乱不止，原来清宫和官宦人家有不少宝物流落民间，识货的自然可以“捡漏”，但由于文物收藏的兴盛，文物造假在民国时期也极为流行。

　　王国维闲暇时，常去地摊和古董店淘些宝贝。有一次他在地摊闲逛时，偶然发现几件文物，很像是宫中的宝物，王国维曾在紫禁城内担任过南书房行走一职，见过不少宫中物件，他觉得卖家好像并不识货，便把这几件“宝物”买回家中。因为做过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溥仪的关系亦师亦友，有一天溥仪到王国维家中拜访，王国维便拿出淘来的“宝物”给溥仪鉴赏。溥仪看了一眼，便委婉地说，这些古董好像跟我家里的不太一样，溥仪的家自然就是清宫，王国维明白溥仪是在说自己的东西是仿品。面对溥仪的质疑，王国维自是有些不甘，后找来一些懂行的收藏家来家鉴宝，确认这几件东西确如溥仪所说，为仿清宫旧藏的赝品。

　　王国维与溥仪的这段鉴宝故事属于坊间传闻，未必是真事，但溥仪的鉴定水平高于王国维却很有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些清宫旧藏，在当年溥仪为清帝时，不过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即便是珍宝，他也可以时常把玩与观赏。前18年的紫禁城生活，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他的鉴定水平。说白了他有较高的鉴定能力无他原因，唯手熟尔。我们现在学习文物鉴定，也讲究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多摸多看，方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徐邦达辨《富春山居图》真伪

　　说起中国的书画鉴定专家，首推的是被称作“南谢北徐”的谢稚柳与徐邦达，其中徐邦达又有“国眼”之称，他的文物鉴定事迹颇为传奇。据说他在18岁时，买过一幅号称出自王原祁之手的画。王原祁为清初画坛的“四王”之一，凭借古风浓郁的山水画独步于当时，喜爱绘画的徐邦达对其十分推崇，于是爽快地以20两黄金买下了那幅画。后来画作经明眼人鉴别，竟是一幅仿品，花重金买了伪作，这件事对徐邦达少年意气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这可能也是后来他刻苦钻研书画鉴定终成大家的原因之一。

　　徐邦达一生鉴画无数，现在不少国内博物馆的珍贵古代书画，都曾经他鉴定定级。有关徐邦达鉴宝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又开始觊觎华北，严重威胁到北京故宫文物的安全。1933年，故宫文物守护者们开始将文物南迁。有一段时间，南迁的故宫文物暂时存放于上海，徐邦达抓住机会前去文物库房观摩，看到了国宝级文物——“元四家”之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此画作故宫藏有两幅，较早进宫的一幅被称作《子明卷》，乾隆帝将其定为“真迹”；另一幅被称作《无用师卷》，乾隆认为其为赝品。但经徐邦达考证，被乾隆御笔定为“真迹”的《富春山居图》题款不符合元代规范，应为后人仿作，而被乾隆定为赝品的才是真迹。这一鉴定结果推翻了清宫原有的定论，震动了书画界，得到了大多数书画鉴定家的认可，显示出徐邦达极高的鉴定造诣。2011年，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曾被徐邦达鉴定过的《无用师卷》与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联合展览，《富春山居图》得以“山水合璧”，成为当时文博界的一大盛事。

　　史树青被称为鉴定国宝的“国宝”，与徐邦达一样是中国文物鉴定界的泰斗。有关史树青鉴宝的故事很多，其年少时便小有名气，他在北平（今北京）读书的地方，靠近古玩店聚集的琉璃厂，耳濡目染下鉴定水平得以快速提升。张鸿来是史树青的国文老师，很喜爱古字画，一次友人带来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请张鸿来鉴定，一起参加鉴定的几位老师都认为是赝品，张鸿来拿不定主意，就叫来史树青参与鉴定，史树青看过后认为是真品，后又经琉璃厂行家再次鉴定，认定是真迹。此后，史树青在学校声名鹊起，学校老师有朋友需要鉴定或购买书画，常请他去掌眼。后来，张鸿来还给史树青题字一幅，赞其鉴定水平高超，书曰“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少年独名家”。

　　鉴宝故事的背后不仅仅是辨别文物真假，还藏有老一辈鉴定者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行业准则的坚守。在如今收藏热的大环境下，很多人不愿了解文物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只盯着其经济价值，有关文物的不法行为时有发生，文物鉴定工作显得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