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9月26日下午，作家孔见新著《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以下简称《穷尽人性的可能》）在海南省归心书院举办首发座谈会。参与者众，名家云集，反响热烈。该书于2025年9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对自西周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问与阐述，并与西方人文主义做历时性的比较，质疑百年来的诸多成见与定论。该书的后序，孔见取了这样一个标题——追寻歧路上的迷羊，这或许是他这些年所有哲思的具象化表达。
从2020年11月至今，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孔见接连出版了《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穷尽人性的可能》三本著作，前两部作品甫一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有评论家称，《海南岛传》初步显示了孔见的文史功力，《苏东坡时代》是孔见在文史方面抱负与才华的一次大爆发。而《穷尽人性的可能》是一本哲学论著，得到的关注也许不会超越前两部作品，但在现代新儒家学者（如唐君毅、徐复观、钱穆等）对中华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的表述意犹未尽之时，孔见能够勇敢地介入这个领域，难能可贵。
26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就此对孔见进行了专访。
找回自己本来的模样
记者：这几年，您出版的《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都有很高的热度，话题性也强，而最近出版的《穷尽人性的可能》是一部哲学著作，感觉来了个急转弯，从一片热闹进入一片空寂中。这个转变缘何而起？
孔见：在某次旅行途中，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枯枝败叶依旧是，万里长空一雁归。生活似乎还是原来的生活，世界也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生活在世界里的那个人被“偷换”了。他不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受害者，他一无是处却又处处皆是。回想既往求学的历程，如同在歧路上追羊，并非没有实际的裨益，但也有了“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感慨。三十多年来的进学与历练，让我对自己的文化出身，有了足够深入的认识与自信；对古典文化中启示的意境，也有了切身的亲证，并在回望的时刻深感侥幸——这构成了本书撰述的前提。这本书可以视为作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考证与认同，如同被绑赴刑场前的验明正身。
四十年前，我从师范专科学校出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员。面对白云苍狗下面的世界，躁动人群中扬起的风尘，内心充满迷惘的激情。诗歌的吟哦让我变得多愁善感，白天在小路上捡起一片零落的树叶，都会浮想联翩。文学激起我愤怒或伤悲的情绪，却不给这些情绪提供一条畅通的出路，它们在深夜里向我喧嚣。青春的生命如同捧在手心的玻璃瓶子，找不到安放的地方，并在想象中一而再发出炸裂的声响。某个无眠的夜晚，面对镜子里野兽般已然变得陌生的表情，我暗下决心，必须让喧嚣的大海平静下来，找回自己本来的模样。
把哲学家的文字当药物服用
记者：您的哲学因子是如何凝结而成的？
孔见：因为书写过一些想象与抒情的文字，本人被归入文学从业者的行列。但私底下的自许，始终是个迷途问道的人。生于困惑的我，不愿在迷津中沉溺。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像一尾鱼游弋在澄明透彻的真相里，是我少年以来怀揣的愿想。在天底下做好并做足一个人，比做什么都重要，也更加困难。带着与生俱来的焦渴，我要在沙漠里找到纯净的水源。为此，我可以耗上一生的资粮，乃至生生世世。
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涌入国内，我几乎是饥不择食地汲取各种精神的给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海德格尔、萨特一脉的存在哲学，尤令我着迷。我几乎是把他们的文字当作药物来服用，以期治愈自己内心的焦灼。但实际的情况似乎恰如其反，他们加重了我的困顿与迷惘，使得身为碳基生命的我，被一堆无用的激情所燃烧，甚至成为一个精神的难民。克尔凯郭尔在哥本哈根街头的徘徊，消耗着自己一生的慧命，还耽误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并且终生都得不到原谅，让人倍感凄凉。尼采像是从高山绝顶上下来，以狮子的怒吼唤醒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承担，但他自己却已经承担不起，身体还健硕如故，精神就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仅让生下他的母亲忧虑重重，也让追随他的人不知情何以堪！陀思妥耶夫斯基恍惚迷离的语言，散发着热锅蚂蚁般的焦灼与不祥。至于可怜的卡夫卡，一生都陷入命运的迷阵，心灵也被囚禁在自己造设的坚固城堡里。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不是成全与造就，而是一种碾压与摧毁。在萨特、加缪的话语中，世界似乎只是偶然事件的堆积，生存的意义只能通过反抗来求证。而零乘以任何数字都等于零，所有针对荒谬的反抗行动，都不过是让荒谬变得更加荒谬而已。不过，在海德格尔黑森林里的小路上，我还是徘徊了很长时间。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精神原型，更像是个从深谷里走出来的东方哲人，但小路并非大道，流连在林中空地的他，远未抵达云端之上的绝顶。
清水流过就有草木生长
记者：《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关于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的探问与阐述，自西周至宋明时期，时间跨度这么大，您是如何把它与西方哲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孔见：对现代西方思想大师们的跟随，给我带来的启示并不比困惑更多。某一天醒来，我忽然发现，那些被当作现代人文导师的人，包括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卡夫卡等，其实都是些病入膏肓的天才、荒野上迷路的羔羊、深夜街头的流浪者。人们之所以找上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的奥秘和生命的圭臬，而是因为同病相怜、天涯沦落人的抱头痛哭。跟随他们的脚步，只会走进更浓的夜色。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肚子浑水的我，将目光转向了日出的东方，投入古典思想的问学与修习。在一篇短文里，我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不想做庞贝城里的石尸，来记录一场灾难的恐怖。”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不是孩子，而是孩子他爹乃至他爷爷，早就没有了撒娇与哭诉的权利，唯有义无反顾地受理与担当，甚至是最终的判决，并心甘情愿地接受随之而来的结果。
由道而儒、由儒而释的进入，让我对所置身的世界和拥有的生命，有了某种深入而又辽远的体认，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隐约在云水间浮现。这种将人间烟火的世俗生活与浩渺天道贯通起来、与万物打成一片的文化，可谓气象大焉，蕴含着哺育人格的强大力量，给人带来了深邃而美妙的存在感。与那些已经作古千年的先贤交心，让我的精神获得了如同醍醐灌顶的加持，我找到了古老文化的初乳，精神的生命也得以润泽和滋养，并且变得强壮起来，人生有了一个堪称华丽而又豪迈的转身。我学会了对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尊重，而不是人情世故里的客客气气。我坚信自己在沙漠里找到了永不枯竭的水源，并且有了荣归故里的感觉。云在青天水在瓶，那个曾经备感危脆的玻璃瓶子，也终于有了恒久安放的所在，免于碎落一地。
八年前，我写出近似于本书导言的文字。韩少功先生过目后，给予热情的回应，并鼓励我尽快展开成书。能够欣赏别人的好，并且慷慨于成人之美，是先生行仪中令我感动的部分，而这种感动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驱力，尽管他并不苟同，甚至反对我的一些意见。此前，我曾经说过“有清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有草木生长”。现在，这句话我还想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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