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去年8月，学者孙郁出版了著作《鲁迅与国学》，引发广泛关注。如今，该书余温尚在，孙郁新著《叩门者》已新鲜出炉。《叩门者》是一部以文学、历史与文化为切入点的散文集，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探讨了诸多文人学者的创作历程、思想变迁以及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追求。问及为何取“叩门者”这样一个书名，孙郁教授称书中的这些学者都是历史的叩问者。与此同时，《叩门者》也承载着作者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思考，它不仅是一部文学评论集，更是一部关于思想与艺术的沉思录。

　　近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就此专访了孙郁教授。

　　在时代的风潮里回望历史

　　记者：读了《叩门者》，收获很大，本书涉及文学、文化、历史与各种人物，内容涵盖了多个维度，您以“叩门者”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和寄寓？

　　孙郁：多年前为浙江一位老先生的书写了序文，在《文汇报》发表的时候，用了这个题目。这位先生一直在打捞散佚在各地的民国新诗，对于文坛史料有诸多心得。这样的工作很不容易，是寂寞中的寻找，也是对历史的叩问。我觉得许多民间学者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是有温度的。现在象牙塔里的学术，有时候冷冰冰的，原因是缺少思考的激情，习惯于知识演绎，这是不易产生思想的。

　　这些年接触了不少非象牙塔里的学者，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像南京的《开卷》上面的文章，就很有意思，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考据文章和学术随笔，都很有特点。广东也有几位很会写文章的人，他们或是编辑，或是记者，偶尔写学术文章，发表在《随笔》上，出笔不凡。这些人思考问题，有生活的体验，在时代的风潮里回望历史，把自己的困惑与信念留在辞章里，读起来觉得接地气。

　　写作是学习的过程，不同领域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大学的文科老师容易陷在自己的专业，题目越来越窄。这个要适当调整。我写这类随笔，就是在调整自己。多想、多问，会有意外的收获。

　　艺术观念与精神上的冲击力

　　记者：书中的“游戏之于思想”篇中提到了鲁迅、梅兰芳以及康德，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用游戏的概念来看京剧的特色，令人想起康德的思想。”这三人代表了完全相异的三个领域，您一句话却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孙郁：梨园界的许多朋友不太喜欢鲁迅，因为鲁迅批评过梅兰芳，出言很重，让一些人多年不解。在审美方面，鲁迅与梅兰芳彼此不在一个空间。鲁迅批评京剧艺术，有另外的视角，大约觉得京剧缺少现代性元素吧。从艺术方面来说，京剧的审美有游戏的元素，又受儒教影响，新派知识人对此颇有微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及过审美判断是无功利的。鲁迅是间接注意到康德思想的，他虽然不做哲学研究，但与康德一样，都注意到人的认知先验形式的有限性。我在三十年前曾经说过，鲁迅是中国的康德。这主要是指他们对认知的悖谬现象的揭示，看到了思想的原型是什么样子。但鲁迅对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关于审美有超功利的一面，未必认可，他觉得艺术不都是超功利的游戏，重要的是改良人生与社会，有目的性的。梅兰芳的戏剧理念，新旧杂陈，其中有游戏的成分，用康德的理论来描述其特点，也不无道理。我写这篇文章，因为看到了郭宝昌、陶庆梅的《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一书，书中指出游戏属于京剧审美的特点之一，也让人联想起康德、鲁迅以来的艺术观念之争。这是一个大题目。我的那篇文章不过蜻蜓点水，并没有深谈。

　　记者：您在《叩门者》中提到嵇康、杜甫和拜伦这样的人物在精神上给您以无形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能否作一些具体的阐释？

　　孙郁：这三个人都是我不同时期阅读的重要作家，有的属于少年时崇拜的英雄，比如拜伦，当年读到他的《曼弗雷德》，被深深震撼。穆旦说：“拜伦既是贵族，又是革命者，这种矛盾在他的生活、思想和作品中都反映出来。”嵇康则是中古时期的文人，在研究鲁迅编校的《嵇康集》的过程中，我开始系统地注意到他。我很喜欢他飞扬的文字，愤世嫉俗的辞章远离了奴性，偏离了传统士人的路径。现在想来，嵇康的人与文，创出了新调，后来的读书人不易做到他的境界。至于杜甫，那是难以及之的伟大诗人，他身上集中了汉文学的美质，元稹说他“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也与嵇康一样，走出独异之路。他涉猎广泛，在唐代走向动荡之际，深切描述了各类苦难，苍凉之意让人感念。他们三人在各自的时代，走出了常人不能走的路，在艺术上也别具一格。尤其是杜甫，在那样的时代能够写出时代之痛，且将诗歌引入精神的高地，至今难以有人超越，这是大不易的。

　　鲁迅研究史的见证人之一

　　记者：近年来，关于鲁迅先生的研究很多，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您是如何“突围”出来的？

　　孙郁：实在说来，我并不是鲁迅研究的佼佼者，只不过是鲁迅著作的研读者，做一点鲁迅思想的普及工作。在我的前面，有不少优秀的前辈，与许多前辈比起来，差距很大。比如李何林先生，道德文章是让人难忘的，他对于许多人都有影响。再比如，钱理群先生，是少有的敢于面对社会问题与自我问题的学者。有些学者，在学问上作了不小贡献，但很低调，大家多不认识他。比如林辰先生，鲁迅著作的古文部分，是他编辑的，水平很高，但喜欢幕后工作，自己是躲起来的。和这些前辈比起来，自己微不足道，成绩微微。

　　我这些年的研究，主要是关注鲁迅与外国文学以及整理国故的话题，写了《鲁迅与俄国》《鲁迅与国学》两本书，其实这两个话题研究需要深厚的功底，我并不是最好人选，但因为想系统梳理一下相关问题，便被读者注意到。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如果不碰这样的话题，可能会失去一些认知的维度。但真的进入这个领域，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对自己的所谓研究并不满意，不过在此浸泡的时间略久而已。这些年为鲁迅思想的传播做了一点工作，以前与黄乔生一起编过《回望鲁迅》丛书，今年出版了《探索鲁迅之路》，其中收集了不少青年学者的文章。我觉得这些青年人的基础好于我，视野也很开阔。在编辑过程中，对鲁迅研究的走向，我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可以说，我是鲁迅研究史的见证人之一。看到年轻一代人的成长，觉得学术研究总是在进步的。

　　记者：十年前，您曾经出版过一本集子《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对汪曾祺先生的研究也有些年头了，谈谈您对鲁迅先生和汪曾祺先生的理解？

　　孙郁：汪曾祺身上折射了儒家审美与五四新文化的亮点。一般说来，五四新文化人是反儒家某些思想的，但汪曾祺却把两者一些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汪先生是个很和蔼的老人，听他聊天是一种享受。我从他那里，感到一些消失的传统被延续了下来。而且审美的单一性被终结了。

　　汪曾祺有着学者的风范。他对于现代文学史里的人物的点评都很有意思，不太满意文学史的写法。对于多年流行的批评语言也不太喜欢。他的视野开阔，民俗、野史、方志、地理沿革等，都被写入文章里。一般学者只关注知识，他不仅了解知识，还喜欢品味各类生活气味，以及知识背后的人性的东西。看他评价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看法都很独到。许多作家仅仅陷在感性的体验里，而汪先生则有学者气质，他的许多文章背后是有学术的趣味的，也就是说，有学术性。当代作家有这种品格的很少。

　　在我和许多人眼里，鲁迅是远远走在前面的人，不太跟得上他。但那形影，一直吸引着自己，尽力摆脱阿Q之路。虽做不到，但长久念之。汪曾祺是和蔼的长者，就在我们身边，读他的人和文，焦虑能散去大半，好似进入微醺之状，有时候会物我两忘。鲁迅的思想仿佛天外而来，实则植根在苍凉大地，其思其趣，我们这些凡俗之人不易得之。汪曾祺乃清风白水般的存在，带出纯然之态。要像他那样“寄至味于澹泊”，也很难的。所以，读鲁迅而知惭愧，看汪老则近自然。这两个传统，都很重要。

　　人物档案

　　孙郁，本名孙毅，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鲁迅与周作人》《在民国》《走不出的门》《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椿园笔记》《鲁迅与国学》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