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辰

　　2025年，11月10日，被誉为“瓷圣”“人间国宝”的陶瓷研究专家耿宝昌在北京去世，享年103岁。为纪念耿宝昌，故宫博物院的官网首页换成了黑白页面，并刊发悼词，称“耿宝昌先生把一生献给了紫禁城，献给了中国陶瓷”，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也同步致哀。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耿宝昌则对瓷器情有独钟。从十四岁那年与陶瓷结缘，耿宝昌用近九十年的时间来琢磨陶瓷，鉴定、修复、保护了大量的陶瓷文物，他将自己鉴定陶瓷的经验汇编成书，出版了国内首部古陶瓷鉴定学论著《明清瓷器鉴定》，推动了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从学徒到专家

　　耿宝昌出身于一个珠宝玉器行业世家，祖父耿景山在清末的业界甚至被称作是“一个半人”。所谓“一个半人”，意即在北京的业界，如果耿景山算作一个人的话，其他相关从业者加在一起只能算作半个。

　　可是生逢乱世，即便在珠宝玉器界独领风骚的耿家又能如何？到耿宝昌出生时，耿家已经落魄，甚至耿宝昌在河北故乡村中的学业也无法继续维持。于是，14岁的耿宝昌弃学入京，投奔堂兄，在离开故乡时，耿宝昌暗下决心，此番进京，无论做什么都要闯出一番名号来。

　　初至北京，堂兄本是安排耿宝昌从事五金行业，但耿宝昌身体瘦弱，不堪金属构件的沉重，只能半途而废。堂兄原先在文物店做店员，回乡时也总给耿宝昌讲一些文物行业的典故，而耿家在珠宝玉器方面亦有家传，这些都成为后来耿宝昌投身瓷器鉴定的重要原因。离开五金行业，耿宝昌进入“敦华斋”文物店，而“敦华斋”的主人是鼎鼎大名的孙瀛洲。经过三天的试工，耿宝昌拜入孙瀛洲门下，成为“敦华斋”的一名学徒。

　　名师出高徒，而名师的要求自然也极其严格，学徒一学便是三年起步。很多年后，耿宝昌回忆起当初的学徒生涯，依然感慨万千。旧时学徒有着严格的长幼之别，最晚进门的耿宝昌需要侍奉十几个师兄，从运煤、抬水到擦拭柜架、拆装门板，从早晨一直到深夜，店里的事务把耿宝昌忙得团团转。伺候好大家，自己也得吃饱，为了抓紧时间多吃些，耿宝昌让厨师把自己的面条过凉水，三年学徒，他甚至没有吃过一回热面条。

　　孙瀛洲让耿宝昌做这些粗活并非没有来由，在一举一动、一食一饮间，一个人的人品方能够体现出来。三年之期到了，孙瀛洲对耿宝昌十分满意，放心地把店里的账目和库房交给了他。这不是个轻省活，店里的文物多而杂，耿宝昌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后来，耿宝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库房也成了他的主要阵地，在库房中，一件件文物被鉴定、评级，得到自己应有的待遇。

　　从学徒到专家，耿宝昌在文物鉴定领域倾注了自己一生的心血，所有的努力都不会枉费，而真正的大师也并非一日能成。

　　从经验到科学

　　从事文物工作难，难就难在很多东西处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耿宝昌师从孙瀛洲，可是孙瀛洲平时并不和弟子们讲授太多专业方面的事，而是在有客人上门谈生意的时候让弟子们在身后伺候着，久而久之，这里边的一些门道就耳濡目染了。

　　孙瀛洲此举是有意为之，虽然不教，可该考的时候还是要考。有时候，孙瀛洲会突然拿出一件文物，让弟子们鉴定年代，一开始，肯定是错多对少，渐渐地，错的没几个了，而对的逐渐多了起来，这就算是入了门。耿宝昌自称“三年入门，十年成功”，而他自己在孙瀛洲处先是三年学徒，出师后又是七年，整整十年，自己才敢独挑门面，离开“敦华斋”。1946年，耿宝昌刚刚24岁，便与堂兄合开了“振华斋”，所谓“振华”，取的便是振兴中华的意思，文物是中华瑰宝，文物行业不仅是一门买卖，更是传承着民族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故宫博物院找到德高望重的孙瀛洲，请他推荐一两位学生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孙瀛洲首推耿宝昌，就这样，一个文物店的老板转身成为文物工作人员，耿宝昌在故宫一干就是三十年。在文物整理工作中，耿宝昌发现了不少问题，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但传统的文物鉴定口传心授，又太倚重所谓“悟性”。面对着故宫博物院内浩如烟海的文物，如何能够科学、合理、迅速地对其进行鉴定并建档立卡，此后又要如何保护，这些都是文物工作面临着的重要问题。

　　耿宝昌在故宫博物院太忙了，在库房，他与同事们一起工作了三十年，以至于很多时候，他没有时间把自己的心得体系性地写出来，不过，在长期面对这样大的样本之后，耿宝昌对文物，尤其是陶瓷文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思想也更加纯熟了。临近退休，耿宝昌写下了两篇论文《古陶瓷安全保管琐谈》和《瓷库》，虽在当时没有发表，却也预示着他正在思考一些有关文物鉴定与保护方面的理论性问题。退休后，耿宝昌才有时间将自己的毕生所学记于纸上，1993年，《明清瓷器鉴定》出版，提出了“观其形、明其质、度其神、知其髓”和“型、纹、釉、款”的四字要诀，至今依然在文物鉴定领域被广泛使用。

　　从平凡到传奇

　　103岁的耿宝昌书写了一段文物鉴定界的传奇，且这段传奇来自一个个平凡的日子。无论是“敦华斋”中的辛劳，还是在故宫博物院库房里的清冷，耿宝昌都在积累。渐渐地，耿宝昌意识到文物所关乎的并不仅仅是文化传承，更是民族尊严。上世纪70年代，耿宝昌作为随展人员多次被派至海外工作，一场场来自中国的文物展震撼着世界，也起到了“外交破冰”的作用。当文物下飞机时，声势浩大的护送队伍让耿宝昌感到骄傲——中国人的腰板挺起来了。

　　可是，偶尔也会遇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不少文物流落在海外，虽然有不少爱国人士捐赠回国，但在一些拍卖会上，依然需要专业工作者与拍卖方斗智斗勇。1994年，一只明代成化年间的青花瓷罐现身香港，在拍卖会上，人们惊讶于此物的精致，却又对它的真伪深深存疑。成化瓷以小巧精致著称，这件瓷罐虽然称不上大，但31厘米的通高和17厘米的口径还是此前文物收藏者们很少见到的。更可贵的是，这件成化青花瓷大罐还带有口盖，如果是真的，这将是一件稀世之宝，而如果是假的，则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关键时刻，还得是耿宝昌，他力排众议，坚持把此罐拍下，带回故宫博物院，代价是110万人民币。后来，这只瓷罐的价值进一步被发现——在目前所发现的成化瓷器中，相似规格的仅有四件，而带盖的则只有这一件，其价值更是无可估量。后来受访时，耿宝昌说起此事，风轻云淡，这便是“人间国宝”的深厚功底。

　　而今，斯人已逝，耿宝昌所写就的传奇将由中国文物工作者发扬下去，而中国文物也将承载着中华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