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青

　　明代黄瑜《丘文庄公言行》记载：“概其（丘濬）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

　　公以生其明 俭以养其廉

　　丘濬之所以刚正不阿，是因为他存有忠君报国的赤诚之心。他先后撰写《代勉大臣》《代言勉文臣》《代言勉武臣》《代勉文武臣》《代勉儒臣》《代勉百寮》《代勉百官》《代勉宫禁》《代勉宗藩》《代勉勋戚》《代勉边将》《代勉内宦》等作品勉励文武百官。“世上何为最不祥，不祥之罪蔽贤当。自身不肯陈忠悃，又忌他人有所长”，这首诗深刻揭示了古代官场中两种恶劣的品行：压制贤能和嫉贤妒能。

　　门生溪铭上任县令前，丘濬临别赠言：“官之至难者，令也；令之所以难者，政也。政之所施，有其本焉，敬也。敬立乎中，由是而见之行事……本此一敬而慎以持之、勤以行之，公以生其明，俭以养其廉，是诚为邑之要道、处事临民之龟镜也。”丘濬认为，要做好政务，最关键的是要有敬畏之心。只要心里常存敬畏，做事自然就会端正。应守住敬畏之心，谨慎行事、勤勉工作，公正就能带来明断，节俭就能保持廉洁。

　　丹心书史显气节

　　对待古人，丘濬态度非常分明。他曾填词《沁园春·寄题岳王庙》谴责宋高宗赵构冤杀忠良而自坏长城，赞颂岳飞精忠报国、千古流芳。这首词与其说是“寄题”，不如说是“寄托”。

　　正统十四年（1449），面对明朝“土木堡之变”的危局，兵部尚书于谦等主战派拥立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景泰帝，主持北京保卫战，成功击退瓦剌‌。1457年正月，石亨、徐有贞及太监曹吉祥等乘朱祁钰病重之机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朱祁镇复位，改元天顺。于谦等人被诬陷处死，成为明朝著名的冤案‌。天顺八年（1464）八月，丘濬受命参与编修《英宗实录》，面对当时于谦是“谋逆”的官方定性，坚持直书其功绩。“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之迹。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丘濬坚持“国史贵实”，推动于谦平反，体现了士大夫的忠直气节。

　　史德匡世正纲常

　　丘濬为于谦平反，并非出于偶然。丘濬多次担任史官，深知史官应该具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品德。他以广博学识为底色，通过明辨是非曲直传递治世理念。丘濬直指天理：“岳飞之死，世皆以为秦桧矫诏杀之，而此特笔帝下飞于狱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桧非承其意决不敢杀其大将；藉使桧矫其诏以杀飞，则必高宗之为。”（《世史正纲》卷二十七）

　　丘濬作为大儒，其著作常以史论道，“长笑刘歆头，不及严陵足。厥角稽首势若崩，况敢横足加帝腹。严先生，可壮哉！钓台岂但高云台，清风辽邈一万古，落日颓波挽不回。”（《严子陵图》）“举世纷纷败名节，独捐一死正纲常。英魂千古谁褒奖，自有真人出凤阳。”（《题文丞相庙》）丘濬通过对比刘歆谄媚王莽与严子陵拒绝汉光武帝征召的典故、文天祥壮烈殉国的事迹，凸显名士风骨和气节价值。在丘濬看来，节操至关重要，“占魁调鼎皆余事，更有冰霜节操高”（《题梅》）。

　　丘濬主张“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强调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他不仅参与编修《明实录》等官方史书，还通过《世史正纲》等著述，以历史叙事传递纲常伦理。明代学者程敏政高度评价丘濬：“先生惧学者之无本也，有《学的》之编；惧学者之不知变也，有《史纲》之作；惧学者之明体而不适于用也，有《大学衍义》之补。其言凿凿可行，行之可以兴治，致吾君于尧舜，使吾道不为空言。”

　　冠冕掷地两博弈

　　丘濬、刘健两人的经历和性格较为相似，曾一起参与编修《英宗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宪宗实录》，共事多年，关系应该比较融洽。当然，他们也会因为政见不合而产生分歧、争执，甚至出现“投冠于地”的极端抗议。商议事情，意见不一致很正常，丘濬却把帽子摘下来扔在地上，因此《明史》有“性褊隘”之说。但是，换一种角度思考，这恰恰是丘濬刚正不阿的具体表现。何乔新的评价较为客观：“公性刚道，与大臣议论所未安，必反复辩论。言官论事，必以是非诘之，不肯媕阿取悦。”

　　明代陈建《皇明从信录》记载：“近日议丘文庄著述者惟刘健、谢锦、王琼耳。刘阁老尝戏谓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文庄应之曰：‘刘希贤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健默然愧甚。”刘健调侃丘濬著述虽丰却缺主线统摄，丘濬则以“索子”调侃刘健文章法度严谨但内容欠充实。

　　丘濬与刘健是“刚直学者”与“铁腕首辅”的冲突，丘濬以学术理想挑战成规却难改大局；刘健以务实手腕维持稳定，却因固守成规错失变革良机。两人的冲突与合作，既是性格差异的必然结果，也是明代政治中“理论”与“实践”、“变革”与“守成”矛盾的缩影。

　　裁员风波起冲突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五月，吏部进行干部年度大考核，尚书王恕（1416—1508）坚持罢免不合格者二千余人，作风强硬。丘濬极力反对，“未及三载者复任，非贪暴有显迹者勿斥，留九十人”。‌王恕‌作为吏部尚书，代表六部实权派，主张“吏治优先”，强调官员任免与考核的实务性；然以礼部尚书入阁的丘濬认为：“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今有官未半岁即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实。此非唐虞三代之法，亦非祖宗旧例也。”丘濬主张官员黜陟必须以实际政绩为依据，尖锐批评“徒信人言，未必皆实”的主观评判方式，反对仅凭未经验证的传言或微小过失就罢免官员的做法。他强调官员考核需要时间积累，特别指出“官未半岁即黜”的荒诞性。针对“务以多黜为公”的形式主义考核，丘濬揭示了过度罢免带来的恶性循环：既造成人才浪费，又压制申辩机制。丘濬建议使“未及三载者复任”，其“勿黜未有贪暴实迹者”的主张，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雏形。

　　丘濬与刘健、王恕的博弈揭示了以下道理：理论创新若脱离实务经验易成空中楼阁，但实务派若固守成规则会阻碍制度突破和创新。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24@ZH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