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超

　　在海南省档案馆的特藏室里，静静安放着张云逸大将的302件实物档案、687张照片、70余本工作笔记，以及生前物品与著述文件。这些泛黄的纸页与斑驳的物件，串联起的是一位从海南文昌上僚村走出的贫苦农家子弟，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开国大将的壮阔人生。张云逸从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投身革命，到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到历经长征、浴血抗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政广西，到晚年仍心系故土、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每一件档案，都是历史的注脚，每一封书信，都是初心的回响。它们是张云逸大将戎马一生的忠实见证，更是一位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在岁月深处的永久定格。

　　海口脱险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张云逸不顾个人安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第25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说服了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后来该团转入湖南，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7月，第25师驻防江西省九江市。南昌起义前夕，南昌党组织曾派人与张云逸联系，要求派部队支援南昌起义。他积极支持和秘密掩护该师的大部分人去参加了南昌起义。10月中旬，张发奎带领军队驱逐了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进驻广州。张云逸随张发奎部到了广州。张发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盘同桂系军阀展开激烈的斗争。11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10月27日《经营琼崖计划》，张云逸经张发奎同意被派到琼崖招兵，拟成立部队驻守琼崖，接任琼崖警备司令，令黄镇球部调回。当张云逸率部队800人开赴海南岛，因海口驻军黄镇球部副团长叶肇被桂系收买背叛张发奎，张云逸的先头部队在海口登陆时，被叛军缴械。尚在海船中的张云逸，在群众帮助下脱险。经香港转赴上海，找到党组织，与党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转回广东，于12月间参加了广州起义。这是张云逸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如此接近海南岛。

　　关心家乡教育

　　1956年，张云逸从广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有了更多时间关注家乡文昌县（今文昌市）的事情。上僚村是他出生的地方，村里有所上僚小学，也叫长发小学，他7岁那年曾在那里读过书。

　　1957年，张云逸给上僚小学的符气云校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当时学校少、学生多，建议学校仿照城里学校实行“二部制”教学。办法是这样的：学生只上半天课，上午一班上课，下午另一班上课，每班四个钟头。这样学校可以多收一倍的学生。孩子们剩下的半天时间可以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劳动。张云逸在信里算了一笔账，学生参加生产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至少自己能养活自己，不用全靠父母供。他把这个叫作“学习与生产结合，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信里还提到另一件事。张云逸说，各村都有不少高小毕业生因为家里穷上不起中学，建议符校长研究在村小学增加初中班。村办初中班学费少，贫苦的高小毕业生才上得起。初中班也可以采用上半天课的办法，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参加生产。他在信里说，这样将来农村青年都有机会受到初中教育。初中毕业生一部分继续升学，大部分不能升学的可以成为“有文化的新式农民”，留在家里参加生产。他还随信嘱咐一句话：“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只能采取合我们用的部分，不合的经验则不要。”

　　此后，张云逸多次给学校寄书，都是教学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实用书籍，一次寄出60多册。1957年5月15日，张云逸再次写信给符气云校长，关切地询问邮寄出去的图书是否适用，并叮嘱符校长将学校最需要的书籍告知他。

　　有一年，上僚小学经费困难，快办不下去了。符气云校长给张云逸写信，说学校经费困难、运营艰难，希望他能出面牵线搭桥，让华侨们出钱资助学校。文昌是华侨之乡，找人募捐看起来也合情理。张云逸收到信后，当即回信拒绝了校长的请求。他在信里说：“向华侨募捐不妥。”接着他写道：“你们可把我在1919年用2500元在文昌县买的房子卖掉，用以补贴学校。”自己能做到的事，他不愿意麻烦别人。

　　劲松不言风自高

　　张云逸严于律已，廉洁奉公，同时也注意以艰苦朴素的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和亲人。为了让全家都养成艰苦朴素的好风尚，张云逸亲笔题诗，贴在厨房墙上：“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积累如同针挑土，浪费如同水推泥，滴水汇成河，粒米凑成箩，算了再用常有余，用了再算悔已迟。”

　　1961年春节前，张云逸回到了海南。这是他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来，也是海南解放后仅有的一次返乡。在文昌，他会见了县里、乡里、公社的各级干部，问了家乡的生产情况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也问了青少年的受教育情况。他还专门去了学校，跟教师和学生座谈，实地看了看学校的教学情况。

　　当他回到上僚村时，故乡的亲人们，看到张云逸回来了，奔走相告，笑逐颜开。张云逸和亲人们聚谈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使乡亲们感到非常亲切和温暖。他告诫乡亲们，要有“海青天”精神，敢说真话，决不做自欺欺人的蠢事；要相信党，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什么困难都是能克服的。为了表达他对故乡亲人的情意，他在文昌县委招待所，请乡亲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时，吃的只是一般的蔬菜，饭是集体大食堂的蒸饭，他说，国家目前很困难，我们应勤劳节俭，我更应该带头，实在有愧于故乡兄弟姐妹们。在场的亲人和村中兄弟姐妹们无不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时，张云逸穿的是一身半旧的灰蓝色棉大衣，脚穿一双普普通通的布鞋，丝毫没有中央大干部的架子。他的外甥陈福兴是第一次见到舅舅，张云逸特别亲切地与外甥交谈，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勉励外甥要艰苦朴素，认真学习，做一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当他了解到外甥在广州读大学，每月只花三五块钱而且大都是用来买书时，他非常高兴。陈福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海南工作，张云逸十分关心他的思想进步，百忙中，还给他寄去自己用的《辩证唯物论》和儿子张远之用的《毛泽东选集》等书籍，供外甥学习。当时，他从广西带回许多柚、桔等果苗，种在故居的房前屋后，他亲自培土浇水，亲人们知道这些果苗，倾注了张云逸对故乡的深情。

　　回北京后，1961年10月24日，张云逸又给时任中共文昌县委书记的郭春和县长杨立英写信。在信中他除了表达对县委招待的感谢外，还直奔主题地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一是建议有计划地发展热带作物、向海洋取利；二是在荒坡地种椰子和油棕；三是确定集体和个人的产权。他明确指出“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信的结尾，张云逸仍不忘叮嘱：“如果发现有不符实际情况的话，则将这封信作废，请你们最终决定。”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张云逸虽然人在北京，但心里一直装着家乡的发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