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 　　1908年已颁宪法大纲，议院选举法，而立宪派在与革命党的论战中还是败下阵来。 　　除文笔气势不如外，拥趸渐少，清廷的规条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九年。 　　《胡汉民自传》说到1908年的论战，谈到《中兴报》，与保皇的《南洋总汇报》的对垒。“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唯行文须至浅显，裨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急至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渐趋于革命旗帜下。” 　　改良派实际所从事，根底上也应算作一种革命。当年他们试图运动袁世凯大动刀兵，只不过他们手段头脑过于天真而已；到了被李鸿章所逼无路可走，又谋划暗杀李氏；至于寄望鼓动唐才常大动干戈，又瞬间丢翻数十英才……康有为歧视孙中山，毋宁说是一种嫉妒，是懒汉对于勤勉者的嫉妒。不劳而获，少劳而获，征诸现实，实现的几率太低。但是他们懒汉的革命特征是粗枝大叶，掉以轻心，勺大漏盆，眼大漏神，叫他去抓鬼，却被鬼抓去。从皇帝入手，建立宪政，期底于成，不能算错，但是揆诸现实，只能说他们对事物难度的认识太不够。可惜，康有为是个成品，难以改变；而慈禧也是个成品，她的心性、欲望，处理起来除了铁血手段，别无他途。慈禧西狩也即她的仓惶奔逃，在那种压力下，她就只得表示相当程度的服软。保皇派既有先验偏执的思维方式，写起文章来，必然堕入魔道。 　　胡汉民认为梁启超读书剽窃别人的观点，自己下结论比较武断，所以前后不能自圆其说，认为自己流质善变，但是他又为什么发表革命言论呢，因为那段时间他和中山先生的言论比较接近，敬佩中山，康有为知道后大骂一顿，派人和他谈，要求梁氏取消这种言论。但是后来梁启超到了美洲又怕洪门的会党反对他，他又说，我名义上是保皇，实际上是革命，总是反来复去。胡汉民认为梁启超写文章放纵大胆，工于八股，开阖取势，摇曳生姿，又夹杂好多汉语成语和东洋新名词，遣词造句像滚雪球一样。 　　梁启超因为能写时文而骄傲，他当时非常轻视学界，而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他结为立宪法团，有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人，气焰嚣张，当时和他们辩论的《浙江潮》《江苏》等等，都没有打痛他们的，到了《民报》创刊时，梁启超就抵挡不住了，于是就造谣诋毁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是为流氓和乞丐这样下流社会来设计的。 　　梁启超对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问几乎是零，所需材料由他的助手提供，他也不懂日文，反正抄来抄去，强不知以为知，所以经过一段交锋，胜负立见，于是他就言不由衷地说，张之洞、袁世凯不是汉人吗？我把他当作寇仇，光绪皇帝不是满人吗？我爱戴他像爱天帝一样。胡汉民认为这是卑鄙又肉麻的言语。辩论的结果是《民报》全胜，《新民丛报》停刊，保皇派的旗帜至少在留学界已经倒地，后来章太炎出狱以后来到日本，胡汉民将编辑让给章太炎。 　　《民报》创办以后大家推胡汉民为编辑，有一次他去参加改良派追悼戊戌庚子烈士的大会，他登台演说长达三小时，举出康、梁保皇派的历史及谬误加以驳斥。他进一步说，反对革命者不应该利用死人欺骗活人，因此这个追悼会的意义是非常滑稽的。那一天，有一千多听众，大家疯狂拍手叫绝，康、梁以下的改良派都缩头缩脑不敢辩论，青年学生认为保皇是一种羞耻。 　　《民报》的序言是由中山先生口述而胡汉民执笔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这种方法由他和汪精卫两人执笔。 　　胡汉民的《排外与国际法》长达数万言，阐述民族革命的内涵。 　　中山先生说过：现有改变，皆赖革命之所赐。所以，不能以曾经的失败而否定革命的本质和意义。孙先生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成为中国人从此追求国家强盛和世界认同的一个宏伟目标，从另一角度视之，这或许比建立一个强权的军政府而让世人唾弃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即各省约法。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结合西方分权原则，同时也考虑各地不同特点。 　　后来各省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从根底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帝王帝制。因为，革命者要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场器物之变，也不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制度革新，而是更在于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这才是所有改革、改良、新政乃至革命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被称为“软实力”的价值再造，才真正堪称伟大的革命，也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引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