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彬 　　1937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铭记在心的年份。 　　那一年，芦沟桥的炮声，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那一年，我十七岁，刚在南京读完中学，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正准备升学深造，由于炮火的迅速蔓延，我随母亲流亡到长沙，东吴大学却从苏州迁到高淳，我自然无法前往，长沙的高等院校早已停止招生，我怀着读书救国的梦想，母亲也望女成才，想方设法让我插班进入民办的群治农商学院。那时候，长沙经常受到日机轰炸，警报一响，人们就得往防空洞里钻，警报解除后，出了防空洞，往往会看到房屋被炸毁、不及躲避的人被炸伤亡的场面，有的横尸街头，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我在群治学院读了不到两 　　个月，学校就被炸停课。十一月间北平民国学院迁到长沙，就地招生，又给了我一次上学的机会。 　　民国学院开学时间在十二月，已是一学期的中间了。招收来的大多是流亡学生，聘请的老师也大多是流亡到长沙的文化人，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讲课的内容比较符合形势，贴近现实。历史学家吕振羽讲解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翦伯赞详细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文学理论家谭丕模讲文学概论，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小说家张天翼教文艺习作，教导我们创作要符合时代的需求，以抗战的利益为重，而且他以身作则，采取速写的形式，塑造了战争期间的典型人物。地下党员陈新（陈世德）通过教授世界语，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这些老师的教诲下，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在战争造成的苦难中，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仿佛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女，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当时，长沙经常有知名人士公开演讲，如战地记者陆诒就讲过抗战前线的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革命老人许特立的演讲，他是共产党的驻湘代表，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他讲解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战争十大纲领，既有说服力，又富鼓动性。他还提醒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最后高呼口号：“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全场的群众同声呼应，群情激昂，令我热血沸腾。 　　许特立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他的讲话让我听到了党的声音，树立了对党的信念，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抗日一定会胜利。 　　1938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我参加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文艺工作者们到医院慰问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还参加一致剧社宣传队，上街下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刷标语，编壁报，唱救亡歌曲，演救亡活报剧，和许多流亡青年并肩作战。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同仇敌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切为了抗战。有一次，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按照剧情的安排，有几个演员扮演观众，在卖艺老汉鞭打自己的女儿时，冲上前去夺他的鞭子。演到这里时，竟有观众自动冲出去抢夺老汉鞭子。群众的情绪也激励教育了我们。 　　当时的长沙，街头刷满了抗日标语和壁报，涌动着抗日救亡的热潮。 　　1938年秋冬，长沙吃紧，机关团体纷纷撤退，民国学院又要迁往湘西，我决定辍学。我因病未能及时撤离长沙，没想到十一月间，敌军未到，国民党当局就推行“焦土政策”，自己动手放火，烧毁了这座文化古城。我在大火燃起后仓促逃出，与携老扶幼的难民一起经历了一场特别艰苦的逃难历程。一路上，见到失散的孩子哭哭啼啼，找不到家人，一个年轻母亲已被炸身亡，不懂事的婴儿还捧着母亲的奶头吮吸。夜晚，只能找个破庙安身，用一些稻草铺在地上，甚至当被褥。真是今天不知明天会面临着什么困境。劫后余生，我向组织提出上前线杀敌的愿望，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参加了九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流动宣传队，成了一名专业的抗日宣传兵。 　　我们的任务是每星期走一个村庄，向农民宣传抗日。行军时，日晒雨淋，衣服湿透了，就靠身上的体温焐干。全队二十多人，只有一个铁锅，一个脸盆，一人生疮，很快传染给全队。所幸每到一处，都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穷乡僻壤的老乡，有的甚至不知道日军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他们表示日本鬼子要是敢来，肯定叫他们有来无回。这使我们深信，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我转到出版战线，为传播进步文化、播洒革命火种，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 　　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有不少在战火中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幸存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活到了改革开放的盛世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是不能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