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对比总令人感慨，感叹物是人非也常诉情谊亘古。

　　200多张珍贵的照片，以新旧对比的方式并列悬挂，显示出海南中部地区许多地方的昨日与今时；146件文物再现民国时期黎族地区的人文风貌。照片也好，实物也罢，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个德国人——汉斯·史图博。

　　2018年11月，省博物馆迎来了建馆10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节点上，省博物馆策划了“灯下故人——一个德国人与海南岛的故事”原创展览，通过追寻汉斯·史图博的足迹，让人们了解海南岛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也以此展览展示地方博物馆对于本土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展览从2018年12月15日持续至2019年1月15日。

　　“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这是宋代文人黄庭坚《品令·茶词》中的一句词。策展团队此次取用“灯下故人”， 正是寓意史图博所征集过的文物和他本人的故事来到海南省博物馆，正可谓故人归来。展览通过“史图博其人”“史图博其事”“未完的故事”三个部分，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那段“追与寻”，以及2017年省博物馆组织的“重走史图博之路”活动，让人们更深入了解这位外国“故人”的海南情缘，展开今时今日的“追与寻”。

　　两次来琼征集300余件文物

　　汉斯·史图博（Hans Stübel），德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1885年出生于德国莱比锡。从1903年起，他先后在耶拿、慕尼黑、莱比锡等地学习医学，190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任教于耶拿大学。1924年春，史图博应邀到同济大学任教，就职于医学院，担任医科生理学教授兼生理学馆主任。直至1951年，史图博才从中国返回德国。据了解，史图博是当时同济大学中最后一名回国的德国籍教师。1961年，史图博在德国埃尔兰根病逝。

　　史图博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每逢假期，他都会约请助教充当翻译，一起到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游历和考察，其考察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民族的起源、历史、经济状况、饮食与服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民歌、生态环境以及植物分类等。他先后游历过的地区有浙闽交界的畲族地区，粤桂相邻的瑶族地区，云贵两省的苗族、傈僳族地区，甘青两省的蒙古族、藏族地区以及海南岛的黎族地区。

　　1931年、1932年的两个暑假，史图博来到海南，深入中部黎族地区，了解这里的人文地貌。据统计，史图博团队通过这两次考察，先后收集到少数民族文物共349件/套，以黎族服饰居多，还包括数件生产及生活用具。

　　考察的成果不仅仅体现在民族文物的征集上，1937年，史图博根据这两次的考察收获所著的德文版《海南岛民族志》在德国柏林出版。1943年，日本人清水三男担任翻译，由平野义太郎作为译本编者，该书出版了日文版。1964年，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对日文版进行翻译，用蜡纸刻印了中文版。2002年，海南省民族学会将这蜡纸刻印的资料重新整理，印制成册。

　　“由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黎族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导致德文版、日文版中的一些表述不够准确。因此，多年来，这本书的中译本一直都是当做内部资料来使用，至今都从未正式出版过。”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辉山介绍。

　　走进“灯下故人”展厅，以白色为主色调的展厅尽显雅致。一进门的左边第一个展柜中陈列着现由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最初的德文版《海南岛民族志》一书，陈旧的卡其布面封皮上，烫金字依旧显眼。摆在它旁边的则是日文版书籍以及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整理的中文版本。几本并列摆放的德、日、汉三种语言的书籍道出了这本书流传有序，也让史图博其人和通过他所传播的黎族故事，在几种语言的时空对话下更显珍贵。

　　精美黎族文物再现当年风貌

　　1937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专题展览“海南岛黎（族）苗（族）民物展览”，展示了史图博两次海南之行所征集到的物件。1946年6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拨付350万元（约合当时的1500美元）购买这批民族文物。而后，这批文物被划拨至中央博物院（即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前身）。1955年，这批文物再次被划拨至故宫博物院，直至1959年，其中约220件/套“安家”至北京的民族文化宫。

　　时至今天，当年的这300多件/套文物分散在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而珍贵的图片资料依然保存在南京博物院。海南省博物馆馆长陈江在上世纪80年代于南京博物院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敏锐捕捉到史图博所拍摄的海南影像，因这一偶然发现的文物线索，促成了此次的“灯下故人”展览。海南省博物馆策展团队筹备两年，前往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和民族文化宫等地，收集到此次展出的100余件文物，让它们在阔别海南80余载后，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之际，再次回到了这里。

　　仔细端详这些于上世纪30年代收集到的生活物件，精美是它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许多生活物件在今天的黎族地区已难以见到。

　　黑色的布面上针脚密密，绣着精美的图案，虽是手工制作的烟袋，可下方的两个袋角依旧圆滑、对称，揭盖的设计配上盘扣很是体现生活情趣。当年，黎族男人都习惯抽水烟，出门便要随身携带烟丝，而这精巧的绣花烟袋正是方便他们存放烟丝的。时代的变迁让抽水烟的习惯慢慢消失，所以今天，当文博工作者们再去黎族地区征集文物时，很难再发现如烟袋这样的物件。除了这件绣花烟袋，还有一个皮质烟袋也是做工精细，颇有今日流行的复古皮具之感。

　　藤编腰篓是黎族人民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而此次展出的一个腰篓，其精美程度让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感叹。这个腰篓整体为胡桃木色，除了编织精细外，分层也十分整齐，底座由铜钱编制而成。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配绳上也对称缀有木质圆珠和铜钱，陈列在柜中如一件精致的摆设。

　　“应该说，这批文物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它们见证着上个世纪初期，黎族、苗族百姓的生活。”王辉山说。

　　一副猿骨筷也很有年代感。当年，史图博一行在今天的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等地停留了约一周的时间，这副骨筷就是在霸王岭附近收得的。筷子是用长臂猿的上臂骨制成。据说，当时的人们用长臂猿骨头制作筷子还有一个用途，那就是试毒。

　　展出的一件藤编灯架也很有特点。上方打结的地方如现在常见的中国结，下方横置的木杆上放着灯座。据了解，当年，大家用蓖麻等植物籽榨油燃灯，而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煤油灯从汉族人聚集区逐渐普及，这样的灯架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史图博在《海南岛民族志》中提到，白沙峒黎族是受外界影响特别少的种族。这里的男子固有的风俗是挽髻脑后，把垂在前面的布扎上带子缠在腰间。妇女服装是海南居民中最有艺术性和最美丽的，纺织和刺绣的技术特别发达。

　　白沙峒女子们常用的骨簪别具特色，只有这一润方言地区的骨簪，其簪头处刻着人物形象。在展品中，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了极为精巧的发梳，其长度不过三指宽，木齿细密，而它的功能则是固定发髻。

　　本次展出的展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黎族、苗族服饰。仔细观察当年的黎族筒裙等织锦图案，虽时过80余年，但黎锦的图案、编织手法、染色技巧等和现在相比并未有大的不同。这也正体现了“黎族织锦是中国纺织业的‘活化石’”这一特点。

　　新旧照片间的穿越对话

　　策展团队为参观者们用心地设计了参观线路，他们根据当年史图博的线路，在展厅地面上贴出了标志，让人们在参观时，仿佛也走上了当年史图博一行的路线。而以白色为主色调的展厅中，几何图形的穿插更显艺术性，避开了民族展览时常用的浓烈色调，淡雅的氛围更有利于观众将目光集中在展览本身。

　　展览入口处，一个形似电影放映的灯箱置于场地中间，策展团队用置于其中的投影装置将当年史图博一行拍下的老照片一张张地投影在印着灰白色图案的背景板上，让参观者在“灯下”会“故人”。

　　而在展柜中，一张张新旧对比图片则给参观者们带来更多的信息。展览的第三部分“未完的故事”，向大家介绍了2017年在海南省博物馆的组织下，来自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南京博物院以及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等相关机构的20余人，开展的“重走史图博之路”活动。这些新照片，正是在此次“重走”活动中拍摄的。

　　在展板上，策展团队摘选了不少史图博当年写下的日记，字里行间记录着他倍感新奇的见闻，这些日记内容也在87年后，让今天的人们感同身受，如临其境。

　　回顾史图博的海南之行，他所作出的贡献显然不止于有形的著作与文物收集。据策展负责人介绍，上世纪初期，许多人对黎族的细化分类多是依据装饰和汉化程度等要素，而史图博的分类则是建立在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基础之上，是较为科学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今天人们对黎族五大方言区的分类正是以他的分类为基础而来。其次，史图博的海南之行也开创了黎族地区民族学研究田野调查先河。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人体观察和测量，将黎族与台湾的高山族和东南亚的许多民族进行了比较，还就黎族族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假设，由此引发了民族学界对于黎族族源问题的深入讨论，从而推动了整个黎学的研究和发展进步。

　　展陈菁华

　　海南省博物馆特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