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劲廷 陈心宁

　　阅读作家杨献平的散文集《红色戈壁》，有诸多感触。全书共51篇，普遍精短，个别篇幅甚至不足千字（如《红柳丛》《黄昏的戈壁滩》），但这也并不影响杨献平将飞沙走砾的巴丹吉林沙漠，当作懵懂时代的寄情载体而和盘托出。作为年逾天命以后对戍边戈壁荒漠的回望录，《红色戈壁》延续了杨献平以往“巴丹吉林沙漠系列”和“南太行系列之书”的散文书写风格，既存在大量对文献史料的广征博引，也不乏对先贤语辞的融会化用。此外，杨献平别出心裁地，将近十首作于当时当地的白话诗歌穿插在文本之中，如此“以诗入文”，绝不止于对散文文体结构的丰富与拓展，更是杨献平基于今时今日的谦卑与自觉，以更加沉稳的心态重逢青涩懵懂的自己，利用潜在的互文意识补充着散文书写中难以言尽的余味。作为散文家，同时又作为诗人的杨献平，忆往昔，索性长歌当哭，借诗歌语言响应着故事与故人的回音，余音袅袅，回味无穷。“以诗入文”，或许更利于其排遣生命之慌乱、外事之蹉跎、内心之遭忧，即《诗经·园有桃》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杨献平是一位热衷于原生态书写的散文创作者，其信息源关乎对生活的把控和捕捉，如他写作为故乡的“南太行”、戎马倥偬的“巴丹吉林沙漠”、别样趣味的“成都烟火市井”，斑斓而壮阔，细腻又真挚。但是，相比于其以往散文热情奔放的直接言说，《红色戈壁》似乎更加注重语言、文字、境界等层面的余味曲包。当他以现时状态打量曾经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发展的、个别的、彼此相关的生活实体，纵有满腔热血意欲倾吐，却也不得不受制于沉稳的心态和成熟的思想，最终只得将满溢的热忱转换为“温柔敦厚”般的如实记录。显然，如此书写难以应付杨献平“重访”巴丹吉林沙漠的复杂情愫。故而，他以“白粉笔写成的旱厕内墙的诗句”标定自己与文学创作的缘起，虽是俏皮又滑稽，却也凭借着对李太白、苏东坡题诗典故的戏仿换来了对美好事物本真面貌的捕获与认同。因此，一种既含蓄内敛却又率性不羁的“以诗入文”表达方式在其笔下慢慢生成。

　　其实，在诗歌与散文畛域界限相对模糊的当下，二者虽各有侧重，但又相对统一。正如郁达夫在白话散文中植入旧体诗，以迥异的文体表达多重复合的情感。杨献平或许领受了这一策略，将早期作于巴丹吉林沙漠的白话诗歌融入文中，通过内心和外物的相互作用明亮自己的诗、文“双眸”，让言语在有限的文本疆场中纵横驰骋，相映成趣，互为阐发。也让自身的情感宣泄、意识表达收放自如，以达“言有尽而意无穷”。

　　杨献平将诗歌视作内心、灵魂与万物之间的“偶发事件”，他的诗歌创作萌生于装甲与白杨共舞的戈壁滩上，在卫戍近20载的巴丹吉林，在古老的弱水河畔，其诗作实践像是给混沌虚空中的自己一个踏实的交代，也给激越铿锵的铁血军号一个强有力的应答。杨献平早期的“沙漠之书”，诸如《在沙漠》《一个人的沙漠》《沙漠里的细水微光》《沙漠的巴丹吉林》等，重点倾心于巴丹吉林的风景、动物、植被等生态景观，他的遇见与言说无不体现自身的在场。相比之下，《红色戈壁》则是以那片赤红色的戈壁滩为言说载体，细探具体的故事与人，深情回望。他利用散文与诗歌的交相融汇和激烈碰撞，完成了既“独上高楼”又“匍匐尘埃”的创作精神指向。在杨献平看来，那些具体的人与事并非推动世间异变的真实力量，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凡力量。所以，在他近年的书写中（例如其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成都烟火日常》，诗集《万物照心》），更加重视“人”的问题，即本心、灵魂同外物的相互感知效用。为了响应这股“非凡力量”的号召，杨献平巧借“以诗入文”策略，用诗意弥合言语和思想间的沟壑，这一尝试并非单纯朴素的文体嫁接，而是以“诗”为介质，在其驳杂的散文宇宙中生长出新的果肉，从而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境界。对杨献平而言，“时间”是一种残酷的掠夺，但充满诗性甚至诗语的散文创作却是最温柔的沉淀。

　　杨献平的散文集《红色戈壁》不仅为其“巴丹吉林沙漠系列”增补了诸多关于人情世事的回味，也将“巴丹吉林”从散文里的自然景观过渡到了充满诗意的生命体验场域。从重视原生态书写的风物志，到描摹生命遭际的人间书，杨献平在持续不绝的散文创作历练中体悟到了生命的永恒内涵，并借诗语，放纵愤慨不安的内心与奔放洒脱的灵魂，故而得以在荒漠之间，起舞翩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