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青

　　作为明代中期的文坛领袖，丘濬担任国子监祭酒十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遗余力地肃正文风、端正考风，探求挽救与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策略。清代康熙年间倡议捐资筹建琼台书院的焦映汉说：“时士习文风，多以奇谲相高，炽不可遏。丘濬考试两都士，凡怪词险语，悉痛斥之，自是文体复归浑厚。”

　　重振平正醇实文风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刮起一股“粉饰太平”之风。士大夫争相创作的“台阁体”诗文，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生活、空洞无物。为了升迁，一些考中进士的年轻官员模仿内阁大学士的写作套路，文章看似精致，实则言之无物、毫无生气。

　　文风尚险怪艰深、闳阔矫激，这导致不少读书人喜欢坐而论道，考官喜欢搜章摘句在险怪处出题，考生自然也在险怪处用心，文风、士风、考风互相影响，给国家发展埋下隐患。为纠正这股歪风，丘濬借助与馆阁同僚程敏政（1445—1499）、李东阳（1447—1516）、王鏊（1450—1524）等人的诗文唱和，重振台阁体平易晓畅、醇厚正大之风；丘濬还利用主持两京各级选拔考试的机会，发挥考试指挥棒的作用，肃正文风。《明史·丘濬传》载：“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

　　丘濬提倡文以载道，崇尚自然，主张“吐词操语不用奇，风行水上蚕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词”。在他眼里，平平常常的自然景致美不胜收，别有风味；在他笔下，世间百态、日常点滴，清新自然，可亲可爱；在他心中，朋友相聚，亲人相伴，最是轻松惬意。岭南通儒黄佐（1490—1566）这样评价丘濬：“我圣祖皇帝崇重儒道，尤慎选翰苑之臣。论文，则以明道德，通世务为贤，以华藻怪险为戒。百余年来，式克钦承，以永辞者，琼台丘文庄公其人哉……其经筵之启沃圣心，国史之阐扬谟烈，奏议章表之论思献纳，经纶匡济，可谓丽正之臣矣。诗赋颂箴记序论说志铭之作，则出其余绪者也。至于柄文衡，造多士，词章骋浮靡者必斥，虚寂立门户者必辩，一时士风，翕然顿变。”（《琼台会稿序》）

　　发挥科考指挥棒作用

　　在京期间，丘濬目睹居官者不知自重，官属、生徒放肆纵横，风俗教化颓败。“今之士子群然居学校中，博奕饮酒，议论州县长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饱食安闲以度岁月，毕竟成何事哉！惟积日待时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学者，亦多不务正学而学为异端小术……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如何扭转学风，振作太学，是担任国子监祭酒的丘濬必须面对的难题。他以身作则，“以忠厚变士习”，耐心开导生徒，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岂能有所为哉！”

　　他还从主考官的角度提出：“欲正人心，作士气，以复祖宗之旧，使明经者潜心玩理，无穿凿空疏之失，修辞者顺理达意，无险怪新奇之作，命题者随文取义，无偏主立异之非。”希望命题人能够根据文章的意思来出题，不要偏离主题故意标榜。无论是考官出题还是考生答卷，唯有恪守经书之旨，不求险怪新奇，方能保障科举制度的稳步运行。丘濬认为，乡试首题必出《大学》“治国平天下”章，以强化经世理念；会试策问宜聚焦“漕运改制”“边饷筹措”等现实问题，以求治国良策。丘濬还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出，科举命题应考察“理天下之事”的实务能力，比如财税、司法等治国实际问题，主张增加为民理财、尊贤任能等考试内容，以选拔“有用于斯世斯民”的人才。

　　出题回应国家治理需求

　　为了出好成化十一年（1475）的会试考题，丘濬下了很大功夫。五道试题的核心内容都是他平生最为关注的，涉及朝廷、百官、财富、水利、边防、安全、道德、风俗、礼乐、教化等现实问题。题干直截了当，要求考生的作答见解独特，不能人云亦云。四年后的成化十五年（1479），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逐一给出了答案。

　　丘濬拟定的殿试试题则深刻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治国困境与社会思潮。试题中“不加税而国用自饶”“不穷兵而兵威自振”等命题紧扣现实矛盾，设问的本质是要求化解国家治理中“开源与节流”“强兵与恤民”的矛盾；强调“孝守祖制、仁济百姓”，实质是试图以程朱理学重构统治合法性；注重“切实可行”的策问导向，是在纠正科举取士中的虚浮文风，优化人才选拔方式‌。这种试题设计既延续了洪武祖制“崇实黜虚”的取士传统，又敏锐地回应了明代中期的国家治理需求，展现了士大夫阶层在维护皇权框架的同时寻求改良之策的智慧。

　　丘濬担任考试官的这场会试，第一名为王鏊，第二名为金楷，第三名为谢迁。殿试后，谢迁为状元，刘戬为榜眼，王鏊为探花，金楷则屈居二甲第四名。后来，谢迁和王鏊都入阁为辅，谢迁被誉为“贤相”，王鏊被称为“完人”，他们在弘治中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见，丘濬这次主持考试是非常成功的。

　　十年祭酒养贤才

　　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国子监，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封建王朝发布国家教育政令、管理教育事务的官署。明太祖朱元璋把国子监的建设与朝廷新型官僚的养成规制结合起来，投入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师资选配、生源选择、教育内容等方面严格把关，将其打造成储备人才、培养官僚的基地，国子监的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丘濬未登第之前，曾在祭酒萧镃（1393—1464）门下学习，对老师雅正浑厚的文风耳濡目染，丘濬评价恩师“有为而作，达意而止”。他后来强调学问需服务于国家治理，与早期师承密切相关。

　　有明一代，祭酒是一个光环耀眼而又责任重大的职位。成化十三年（1477）八月，丘濬晋升为国子监祭酒，直至1487年。十年间，这位来自海南岛的祭酒，励精图治，变革教育理念，将自己全部的才情和精力献给了这项经国大业。丘濬说：“大学之教，所以聚天下贤才，使之讲明经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业，以为天下国家之用，非颛颛以计岁月、较高下以为仕进之途也。”

　　丘濬不但注重会试、殿试，还十分重视培养环节的过程性评价，参照前朝定期举办私试，相当于月考积分制。“延祐元年，以齐履谦为司业，乃酌旧制，议定升斋积分之法，每季考其学行，以次第升。既升上斋，踰再岁，始与私试，辞理俱优者一分，辞平理优者为半分，岁终积至八分者为高等，礼部集贤院岁选六人以贡。”考其学行，评其优劣，丘濬《大学私试策问》记载了部分私试题目，如“事不同而理同，人顾明乎彼而暗乎此，何耶……予将即其所以言以验其所以行”，事情虽然不同，但做人要有底线，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朝廷选人才也要看操守。再如“文章关乎气运之盛衰，善观世者不观其吏治而恒于其人文验之……朱子谓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则文之关乎世道非虚语也，可指言欤？”看一个时代好不好，不用看官员政绩，看当时人写的文章就知道了。尧舜禹时代的好文章都记录在《尚书》里，春秋战国的文章散落在史书和诸子百家的书里。朱熹曾言，盛世文章、衰世文章、乱世文章风格完全不同。要整顿文风、提振士气，让读书人踏实研究经典，勿尚空谈；写文章顺理成章，别标新立异。文章反映时代精神，文风跑偏了，就要纠正。

　　丘濬所出私试题目紧扣明代儒学传承与科举制度的核心矛盾，其难度绝不逊于大考。明朝何乔新（1427—1502）称丘濬为学“立言卓然可传而不朽”，叶向高（1559—1627）说“相臣以文经国”如文庄公者“寥寥罕见”。当我们再次研读丘濬文献时，那些力透纸背的批注仿佛在诉说：真正的文脉传承，不在辞藻堆砌的华丽文字，而在字里行间的民生温度；不是风花雪月的文人雅趣，而是经世济民的务实担当。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24@ZH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