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忠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随父苏洵出川，次年在京城和弟弟苏辙一起金榜题名，仁宗乐见，称二人有宰相之才；主考官欧阳修喜得嘉士，称当避路让苏轼出人头地。这些仿佛暗示了苏轼将走向灿烂的仕途，可望矫世俗而治天下。不意，他因与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政见相佐，遭遇“乌台诗案”，从而有了自言的三州即黄州、惠州、儋州功业。三州是苏轼的流贬地，是他“身如不系之舟”（《自题金山画像》）的港湾。然而谪籍在身的苏轼无论怎样行为不自由，都得栖身养命，自然就有田舍要求。

　　黄州：在东坡作陂种稻

　　苏轼在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贬黄州做团练副使时，最初借了黄州天庆观道堂的三间房，安置家人。他自己默坐其中，谢客四十九天。又曾寓居定惠院，依然闭门谢客，与妻儿相伴。那时日子艰难，随僧一饭，但他在闲暇中，享受着日暖风轻、月下清淑，散步逍遥，不觉扪腹自得。由于被贬黄州不知尽头，暂宿僧舍，终不是长久之计。黄陂新令李吁到黄州时，为他建了小屋“南堂”，苏轼有感其德，作《南堂五首》，其一道：“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诗中的“卧看千帆”，表明“南堂”临江，屋虽小，屋外江山相映，让人心旷神怡。

　　苏轼在“南堂”住的时间不长，因生活困顿，老友马正卿可怜他缺食少粮，为他找黄州府要了旧营地数十亩，这地原本荒芜，布满茨棘瓦砾，又逢天旱，本不善干活的苏轼率家人开垦，常常精疲力竭，曾释耒而叹，作《东坡八首》，感慨此时的辛劳和往日不知稼穑的艰辛。次年，他与家人割草建了新居“雪堂”，在给子安的信中，他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这事他对李公择说得更清楚：“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所谓的“聊以忘老”“聊以卒岁”浸渍着躬耕的快乐和生活的自我满足，显然生活渐趋安逸，家业不同于初到黄州时。

　　因为东坡，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他写了《雪堂记》，称“雪堂”得名于下雪之时，还绘雪于四壁间，自己仰卧环视，满眼皆雪，自以为性便意适。故在《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说居黄州犹如东晋陶渊明居斜川，说自己是黄州人，欲在黄州度过自己的余生。苏轼在“雪堂”写了四戒：“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书四戒》）这出自西汉枚乘的《七发》，本是对富贵者的告诫，苏轼以之告诫被贬的自己，别有深意。

　　惠州：江上新居观风云

　　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贬惠州任建昌军司马。最初寓居在城东的合江楼，不久迁到嘉祐寺。他在这两个地方轮流居住，直到绍圣三年（1096年）才选了白鹤山上白鹤观的旧址，在那里建新居。与在黄州相似，他说自己是惠州人，打算终老惠州。次年正月底，斫木陶瓦，为与儿孙同住，做屋二十间。白鹤峰新居将建成时，苏轼一天晚上去看望翟秀才，有《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说“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月色昏黄，白鹤山新居在紫翠的林木丛中若隐若现。随后，他为凿井请了农夫，凿穿磐石，终得甘泉。还在白鹤山新居上梁时，他写了《白鹤新居上梁文》，第一曲唱道“儿郎伟，抛梁东。乔木参天梵释宫。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二月白鹤山新居落成，名堂为“德有邻堂”，名斋为“思无邪斋”。苏轼还欣然说：“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答毛泽民》）相传“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惹政敌章惇不快，将他再贬儋州。

　　儋州：桄榔庵里著“三书”

　　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苏轼贬为琼州别驾。他七月经琼州抵儋州。昌化军使张中一度让他和小儿子苏过在官办伦江驿居住，朝廷察访使董必得知后，将他们赶出，苏轼只得另想办法。他在儋州的住所一是桄榔庵，一是城南新居。他在《桄榔庵铭》序里说，在儋州无地可居时，在桄榔林中偃息，风雨中强安四隅，甚至表示生谓之为宅，死谓之为墟，可见桄榔庵甚小，故随后卜居城南，再建新居。他写信告诉程秀才，说与小儿子苏过结茅数椽，自己做泥水活，还有十几个学生助力，花费不少。后来对程秀才说，新居在儋州城南，低洼狭小，外有竹树，烟雨濛晦，仿佛是蜒坞獠洞。新居有五间一龟头即一偏屋，可以在这里杜门面壁休憩。虽然枯寂非人宜住，但居之甚安，借书、读书、写作是日常的主要生活。他的《海外集》和“经学三书”（又称“海南三书”）都在这里完成。为新居他有诗道：“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新居》）这里有地可种，不用再寻土地以事躬耕。

　　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在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北归。北归他去哪儿？苏辙劝他去颍昌，与自己团聚。苏轼想到朝廷风波未平，听朋友劝告决定去常州宜兴（阳羡）。这种选择事出有因，他早年离开黄州后，曾在宜兴置了薄田和一个小庄子。这事还有过纷争。本来他托亲戚朋友买的宜兴曹家田地，后曹家耍赖强夺，苏轼不计较曲直，允许曹家原价赎回。这事告于官府，最后将田地断还苏轼。但他很长时间都不在宜兴，所置薄田早已荒芜，所以他北归要去宜兴，便托友人钱济明打听宜兴是否有老宅子要卖，听说裴氏宅有卖的意思，苏轼让钱济明派人去看看这老宅子是否可住，如可住又有出让的意思，问问要多少钱。他计划买房的同时，先借了一孙家宅暂住。然而苏轼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到真州，受暑热病沉，六月抵常州时，“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乞致仕状》），七月与世长辞。买房事终成虚话。

　　另外，苏轼当年离开黄州后，去过金陵，他给王安石写信说，想在金陵置田买房，与王安石相伴，但此事未能办成。

　　苏轼一生因遭遇流贬，所到之地不免操持田舍，均为自己和家人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