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惠娇

　　“千古风流 不老坡仙——苏东坡主题文物展”里展出了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此二帖皆是苏轼在贬谪黄州时所作，观览其书迹的同时，也能以一管得窥其贬谪黄州后的生活。

　　“乌台诗案”蒙冤  “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苏轼因文字获罪。诗人发表时事评论，抒发政治理想的豪宕之言，被批判妨碍新法推行，而锒铛入狱。被捕时，苏轼刚赴湖州就任，“顷刻间，拉一太守，如趋犬鸡”，恐慌而狼狈。他天纵英才，少年成名，入仕政绩斐然，然因“乌台诗案”，一夕之间，人生翻覆，理想破灭，几乎丧命。锒铛入狱百日后，才被贬谪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衔，从此人生发生了转折。

　　在黄州，苏轼担任的虚衔有品无俸，生活十分窘迫。初到黄州无处可居，得朋友马梦得帮助，于黄州东坡得一废圃，筑而垣之，因在大雪中修筑而成，且绘雪图于四壁之上，号“雪堂”（此正是《新岁展庆帖》文内所提之处），暂得安居。他为谋生计，褪下长衫，穿上褐衣短打，躬耕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成了田间地头的快乐老农。他在《东坡八首》中记录：开荒，耕种，乞种，凿井，开鱼塘，忙得不亦乐乎，一会为月光之下的稻苗垂珠而自美，又一会为秋收穗种得新米而自足，颇得陶渊明隐居之乐。

　　虽然此中有真趣，但囊中羞涩，吃不上肉可怎么办？美食家苏轼总是对地方美食味觉敏感，发现了价贱味美的猪肉，饭饱意得之后还写下了一篇《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一道名菜“东坡肉”由此诞生。东坡居士发现的黄州美食并不止此，还有蜜酒、炸得酥脆的东坡饼，黄州的生活虽困苦，但却被平实自足的东坡居士过得有滋有味。自嘲写下：“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如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嘲无补丝毫事，尚废官家压酒囊。”

　　解决了生计之难，精神上的困境也亟待解决。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我们能找到苏东坡的答案。他寻得城南精舍安国寺，静坐自省，“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旦往暮还，身心皆空。从东坡的诗文亦可知，早年他发表政见时评的诗文此时已不复见，开始了对人生议题的思考。

　　于是，有了《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此时苏东坡也在书法、文学、绘画等多领域大放异彩。于是，有了千古名篇赤壁二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追忆周瑜、感怀曹操，作超越时空的幽思。他笔下的“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荡涤了多少读书人的胸怀？

　　《人来得书帖》释文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哀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皇，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另纸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黄州二帖”寄友人  学问文章跃然纸上

　　豁达大度的苏东坡也有低落无助的时候，在黄州度过的第三个寒食节时，他病倒了，写下了书法名篇《寒食诗帖》。当时病卧床头，病起头已白，夜雨不停，“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处境的艰难，远谪在外的孤独，在此时，或许就如这小屋一样，在水里漂泊无依，不见归途。然而，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其实并不孤寂，谈笑有鸿儒，往来亦有白丁作乐。

　　陈慥（字季常）就是苏轼在黄州期间，频繁往来的友人之一。《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正是苏轼贬谪黄州时所作，均是写给陈慥的书札。

　　《新岁展庆帖》作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信中所言，是相约陈慥与公择（李常）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又附言，柳中舍家中壁画损毁一事。

　　《人来得书帖》作于元丰三年，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言语悲切。

　　陈慥者，何人？其父陈希亮曾是苏轼任职凤翔签判时的上司，所以与苏轼有多年故交。苏轼贬谪黄州时，陈季常正在黄州边上的歧亭隐居。苏轼曾为他写下《方山子传》，记其少年时喜酒好剑，挥金如土，如今隐居歧亭，弃车马，毁冠服，素衣蔬食，环堵萧然，然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黄州时，二人居甚近，所以往来密切。

　　一日，二者相见，谈性正浓，乃至通宵不止，忽闻一声他妻子的暴喝，响彻夜空，吓得陈季常手里的拐杖都落了地，连正聊着的话都忘了，四顾茫然，东坡居士见之，大笑不已。过后，还十分促狭地给陈季常写了一首诗记录此事：“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原本在《方山子传》中的世外高人，在这会成了千古闻名的“耙耳朵”！

　　《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裱于同一卷中，二帖时间接近，书风统一地表现了东坡居士中年书法风格。此二帖皆是纸本行书，法度严整，字形间架有一定颜体面貌，笔划骨肉相称，笔势圆劲，行笔平匀，高低欹倾合度，平正中有韵律美，通篇无一笔板滞，无一丝放纵，温润平和，学问文章之气跃然纸上。

　　此卷是流传有序的名篇，在《汇源墨观》《大观录》中就曾有著录。文内钤有多方鉴藏印，有“御府图书”“御府宝绘”两方南宋内府收藏印信，又有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清代收藏家安岐藏印，可知其曾经收入南宋御府，又经收藏家项元汴、安岐递藏，其中还有几方依稀待辨别的元押。

　　苏轼在黄州，是人生的转折期，书法亦从早年的精劲稳健转向中年的任心随性，这时“自我”的书法面貌开始凸显，方笔开始增多，字体开始向横发展，早年修长流利的行笔节奏到了中年似乎迎合境遇的跌宕，开始沉厚起伏，这像是一首轻快的青春颂歌换谱成了浑厚凝重的生命乐章，这是一场生命的蜕变，也是一场艺术的蜕变。

　　“黄州二帖”，苏东坡写于变法初期，面貌初现，自由松秀，结体也较早年更宽，章法上也多了很多欹倾之态，变幻丰富，可作为变法期过渡书体看待。《人来得书帖》比《新岁展庆帖》早一年，面貌亦比后帖更多早年面貌，可二帖联合比较观看，趣味更佳。

　　《新岁展庆帖》释文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子由亦曾言，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怅。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

　　书法师承何处？  “我书意造本无法”

　　东坡书法师承何处？黄庭坚曾一言以蔽之：“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环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此时的东坡正是中年，徐浩的面貌已经褪去，颜体的间架初显，然更多的是融会贯通的自然之笔。其自言“我书意造本无法”，东坡居士的“无法”不是不守法度，而是追求书写时的自由舒适状态。所以，其书学之见，常以“无意于佳乃佳”为意。其曾记：

　　“某昨夜偶与客饮酒数杯，灯下作李端书，又作太虚书，便睡。今日取二书覆视，端书犹粗整齐，而太虚书乃尔杂乱，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别写，又念欲使太虚于千里之外，一见我醉态而笑也。”

　　东坡酒醉后，给李之仪、秦观写信，李书还算端正，而秦书颠倒杂乱，却不改抄一札，为的是让秦观见其纸上醉态，相通而笑。东坡居士真乃第一真性情中人！虽是一则小故事，读之，见其情趣可爱；悟之，见真名士解衣磅礴之真意。

　　而笔者转念一想，此或可见苏轼书学功用之见。后世读帖，读其美，师其法度，却难以体验字划的情趣。逸笔余兴，淋漓挥洒，不求工于笔画，笔端或有疏漏，但其情致必然蕴藉，见字如晤。古人写字多是寻常功用，如吃饭睡觉，静心诚意，自然而然，不若现世，书者多以名家自诩，书写有意为之，作品反而扭捏作态，见其书却无法见其人，无情致，亦无美感，当引以为戒。

　　书史评价，“宋人尚意”，要因“意”而丧失笔下的规矩和准绳吗？东坡先生是持否定态度的。少年下笔任意，本欲为高，实则自陷于浮薄。书法的法度是“技”，须勤学苦练，而书法的气韵是“道”，学养、平生功业、文章、人品，由笔下运化而生，由技载道，不可废技也。所以先生自名态度：“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在《春渚纪闻》中，记录苏轼少时学书基础，乃是从手抄经史而来。为考科举而抄书，“每一书成，辄变一体”，笔下变化，皆从苦学而来。所以，才有黄庭坚评论：“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它人终莫能及尔。”

　　李之仪曾经记录下苏轼的书写状态：“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輟，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研墨如糊”我们常见东坡墨迹，确实墨色偏浓厚；“握笔近下”，这解释了其字形不开张的原因，“行之迟”在其黄州二帖中亦可观得其笔速。一个人书写的状态很大程度决定了其书写的特点。

　　黄州一役，人生顺境变逆旅。苏轼自此蜕变成了东坡居士，他的诗文，他的豁达快活，照亮了千古，安慰万千失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