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6月29日上午，由海南省作家协会、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外文出版社主办的“苏东坡与儒家王朝的士大夫——《苏东坡时代》海南首发式暨研讨会”在海口举行。参与者众，反响热烈。

　　《苏东坡时代》沿着苏东坡错落的脚印，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为线索，将这个时代的人物与事件串联起来。该书作者孔见力图通过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历史人物的行迹和思想，从不同角度潜入北宋王朝，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野，从政治、经济、艺术、人性等层面对其进行解读。

　　从2020年11月至今，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孔见接连出版了《海南岛传》和《苏东坡时代》两本大部头的书，两部书甫一出版，都引发了巨大关注。文艺评论家马良说，如果《海南岛传》初步显示了孔见的文史功力，那么《苏东坡时代》就是他这方面抱负与才华的一次大爆发。

　　6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孔见。

　　希望还原东坡活生生的状态

　　海南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写作《苏东坡时代》的初衷？

　　孔见：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今天人们谈论这个时代的文化时，说得最多是诗词、书画、陶瓷、茶道、歌伎，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繁荣的市井生活，以及国家军事上的软弱，等等，很少涉及它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地位，特别是这个时代的士大夫精神。

　　北宋之所以成为中华古典文明的黄金时代，是因为在这个王朝，儒家仁政王道思想成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文化的三大主脉（儒道释）实现了融会贯通，形成三江合流的波澜壮阔的局面；大量的读书人通过科举，穿越社会阶层壁垒，获得了进入权力体系的机会，与皇家共治天下，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繁盛的人文性。这是古代中国人活得最有尊严与品位的时代，也是周朝衰亡之后政治最清明与承平的时期，制度文明与生活文明最高的时代。写作《苏东坡时代》，是想唤醒人们对这个黄金时代的记忆，激活民族文化的隐性基因。让人们重新认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所在，在某种程度上消除积淀已久的曲解与误会，重建文化自信。

　　记者：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已经出版了很多，您写《苏东坡时代》会否面临压力？

　　孔见：四年前，确认《苏东坡时代》这个选题时，读书界的东坡热似乎还没兴起，但现在已经呈现一种鼎沸的状态，好像这部书是为了蹭热度而仓促炮制出来的。其实这本书的写作可谓谋划已久。苏东坡的传记，最有影响的当数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台湾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前者有较高的文化站位，但限于当时海外的写作条件，史料不够充分，写得粗疏和笼统一些，对于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与公允。在溢美东坡的同时，给与他有冲突的人物抹黑。后者的写作占有资料较为丰富，对东坡人生历程的叙述相当细致，但该书平均用力，缺少对重要事件和情节的展开，也缺少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把握。读了这两本书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就萌生了撰写一本新的苏东坡传的冲动。希望把苏东坡这条“鱼”放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还原其活生生的状态和更为深邃的人格内涵。

　　东坡用生命度量社会截面

　　记者：为何选择通过苏东坡来走进北宋时代？他身上有哪些特质吸引了您？

　　孔见：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客观知识的源泉，更在于哺育与成就人格，让人活得更加开阔、通达与深邃，让人在更完满的意义上成其为人。回望中华文化史的天空，可以说是星斗璀璨。苏东坡的人生跨度甚大，不论是志得意满，还是落魄江湖；不论是悲欢离合，还是进退沉浮；不论是位高权重，还是身陷死牢；不论是利害得失，还是生杀予夺，他都亲临其境，像神农尝百草一样，遍尝人间的种种况味。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一个完整的社会截面，他都用血肉生命一寸寸地度量过。而且，由于他的学养涵盖儒道佛三种文化资源，因此能够从容应对命运的种种变故，消化难以吞咽的人生经验。他的一生数起数落，被放逐的时间加起来长达十几年之久。在流贬与放逐中，他的身世一再被连根拔起，抛弃到荒凉之地，但他仍然能够全然地收容自己，安放好自己的身家性命，于无依无傍中站起来，义无反顾地承担自己的命运，以一颗大开大合的心，和光同尘，吞云吐雾，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在杖藜茅舍之间活出一番风云气象来，完成了自我的涅槃重生，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华文化人格的重新定义。即便到了天涯海角，也依然海阔天空，身穷心不穷，不至于陷入进退失据、运转不开要去撞南墙的死局。

　　在苏东坡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人格的魅力，理解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在物质力量甚嚣尘上、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今日，安身立命的课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峻，作践、辱没与抛弃生命的现象随处可见，我们更需要从苏东坡等人的身上，汲取内化于人格中的力量与智慧。

　　东坡是士大夫精神的典型代表

　　记者：您能否谈谈中国士大夫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

　　孔见：在古代，士人主要是指读书人、知识分子；大夫是指在官僚体制里有一定地位的人。所谓士大夫，其实就是通过读书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知识精英，他们身上体现着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宋朝自开国皇帝起，就树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通过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员。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人，不是因为出身豪门望族，而是凭借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在唐代，科举录取的进士人数很少，整个唐朝进士人数仅有三千人，做官主要依靠门荫。宋朝总共有十万进士，士大夫人数规模很大，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宋朝是士大夫精神最为光大的时代，而苏东坡堪称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苏东坡时代》的写作，又由一个人带出一个群体。它于是有了一个副标题：儒家王朝的士大夫。大量的寒门士子，在十年寒窗之后通过科举考试一跃龙门，穿越阶层壁垒，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他们身上呆萌的书卷气、书生气，冲淡了官僚体制腐朽气息。

　　熟悉历史的人会感慨，北宋官场的廉洁程度，远高于其他王朝，其中除了官员俸禄较高的缘故，还有士大夫阶层整体的人格自律与道德洁癖。儒家主张修身为本，注重生命存在的位格，强调人性不能屈尊于物性之下，视人格操守重于肉体生命。竹子与莲花，是宋代士林的两种精神图腾。竹子是君子人格的象征：虚怀若谷，气节凌云；莲花则是圣人人格的隐喻：出淤泥而不染。在北宋的士林里，像范仲淹、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程颢、赵抃这样的君子比比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人性的光辉，都是头戴光环的人物。他们的生命都是有品格的。在那个生命具格的时代，人们不仅爱惜自己的羽毛，同时更爱惜自己心灵的品质，不愿意埋汰自己身上的人性之光。每当写到这些士君子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有着深深的感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人拥有多少身外之物，更体现在人以什么样的生命品质去消受这些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