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丽琳 　　作品背后 　　2001年8月13日清晨3点多，天空漆黑，有微微凉意。时任总编室副主任严强华带领摄影记者王军，和睡眼惺忪的我前往文昌。我们跟踪了两年多的戚火贵一案将在今天划上句号。前一天，我们接到消息：戚火贵将在13日被执行死刑。海南日报作为唯一获准独家报道押解到死刑执行全过程的媒体，记者跟随司法人员到文昌押解戚火贵。 　　当天，从戚火贵开始最后的早餐到刑场枪响，我们一直在现场并与戚火贵交谈。写作《戚火贵最后的早餐》时，严强华和我探讨得很细，选取了最平实的手法，以时间为序，全程白描。不需要任何渲染，因为新闻本身就是一剂猛药，真实记录是最好的新闻手段。 　　戚案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此案受贿赃款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几乎占全县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几乎带烂了整个班子，牵出650多人。那时候，经济犯罪数额上千万还很稀少，一个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一把手，能敛得千万不义之财的更为罕见。报社领导高度重视此案的报道，时任总编辑邹爱国亲自出面到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争取放宽报道尺度。 　　二审前，时任省委书记杜青林在省纪委提交的报告上，同意对戚火贵一案的报道只刊发一则简单消息。为此，我随严强华赶到了时任省高院院长田忠木办公室，沟通的结果令人兴奋：不仅同意我们的报道方案，还给了我们关键节点的独家采访机会。后来的报道，有消息、侧记、图片还配发了评论。 　　二审报道的创新，有两点。严强华就在法庭和时任副总编辑张松林沟通并达成共识：一是首次独家全文刊登戚火贵法庭上《最后的陈述》，时任副总编辑常辅棠为引导阅读和把控风险，亲自撰写了“编者按”；二是首次独家摘用公诉书内容。这两点，现在看来，很平常，在当年，因为首创，需要胆识。当天报纸一出，洛阳纸贵，报亭零售旋即脱销。 　　二审结束后，我们又转向对此案的深度挖掘，决定要用好这个反面教材教育、挽救更多的干部。当时的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学斌，省高院院长田忠木，省检察院检察长秦醒民，为我们创造了非常宽松的采访环境，一路绿灯。省反贪局更是除了涉密案卷，让我们查阅了几乎所有案卷副本。时任省反贪局局长兰惠东等主要办案人员，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戚案从僵局到突破的精彩过程，尤其是办案人员从戚火贵堂兄家起获全部赃款赃物到海口，一边清点，一边心跳咋舌的感受。 　　1998年12月中旬，严强华带着记者王槐毓、吴卓和我，从戚火贵的老家和发迹地为起点，先后到他就读的学校，当过县委书记的乐东和东窗事发的东方，探寻他的堕落轨迹。 　　新闻连载体裁，当时在媒体中还较为少见，在海南日报，也是首创。本报当时推出《东方硕鼠戚火贵》的新闻连载，分25期在固定版位连载。不少读者还剪下报纸装订成册。2002年1月1日，由本报记者合作完成的20多万字新闻纪实《东方巨贪》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出身贫寒、不断奋斗的农民子弟逐步蜕变为贪官的整个过程，给读者对社会深层问题以长久思考。书中的大量素材，系首次披露，取自第一手资料。当时国内多家报社对这本小说进行连载。 　　戚火贵是咎由自取，但对他的家庭和亲人来说却是深重的悲剧。尤其是对他70多岁的老母亲和当时尚在大学就读的儿子，十分残酷。 　　次日有读者来电说：读完报道倍觉凄凉，觉得人活在世上，应该恪守一点什么，敬畏一点什么，这样才能活得有分寸。他说他真想问，戚火贵你为何要贪，为何没有好好核算一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