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给《海南周刊》写稿是2010年，如今8年时间过去，算下来已经写了50多篇，够一本书的分量了。

　　说起来真是巧遇！我从2007年底从事专职写作以来，最初主要是写书，和出版社打交道多，和报社打交道少。当时就算是想写点小文章，也没有投稿的门路。

　　2010年9月初吧，我刚刚搬进新居，这时接到梁昆主编的电话，于是就有了写给《海南周刊》的第一篇稿子：《“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二战时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离纳粹魔爪》。

　　之后，有合适的话题，梁昆和其他编辑老师都会及时找到我，就这样，平均每年都会写个七八篇，就算是和《海南周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吧。

　　有意思的是，从《海南周刊》开始约稿后，其他报刊杂志的约稿也都起来了。从此，我的工作由写书转而写稿两不误，这也算《海南周刊》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吧。

　　作为一个历史作家，我个人的专长主要在晚清民国这块，古代史和文化这块也会涉及一点。而从《海南周刊》的收稿范围来看，也是十分广泛而包容的，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并没有刻意地做太多限制。

　　当然，《海南周刊》的办刊宗旨和定位也有着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三个“新”字：“新闻、新知、新生活”，扣在了一个“新”字上。

　　但凡有新的文化热点、新的电影乃至新的考古发现，还有旧史新知，如一些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等，都被纳入其中，这一风格，也可以说是“想读者之所想、编读者之想看”了。

　　比如一个新的电影或电视剧上映，很多读者想了解背后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戏说，这就需要我们作者去解读剧情、去普及历史，比如我就写过“《白鹿原》里的朱先生”、“《芈月传》里的宣太后”等等。

　　再如甲午战争120周年时，当时也写了几篇关于北洋水师和相关人物的反思性文章。所有的这些，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诉求，是对读者求知的一种关照与回馈。

　　从这个角度上说，《海南周刊》的眼界是开阔的，站位是有高度的，编辑和各位作者的沟通也是通畅的。我尤其佩服的是，每次的约稿，都找得很准，几乎没有拒绝的。

　　一眨眼，《海南周刊》就已经十周年了。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后，也希望《海南周刊》越办越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