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2008年创刊时，我还是一名在中部地区驻站的记者。由于对海岛风物和乡土文史题材很感兴趣，之前我也写过不少这些方面的文章和报道，因此经常接到《海南周刊》编辑的稿约。2012年，我因工作岗位调整，进入《海南周刊》的编辑团队，但仍经常“下水”写稿，于是，又采又编、采编合一的工作，不知不觉中走过了6年时光。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过去10年当中，《海南周刊》不断地提醒和敦促我多角度看待过往与当下。

　　《海南周刊》首先是新闻纸，因此具备新闻的很多特性，比如信息的来源和多寡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稿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曾经有读者认为，《海南周刊》不就是寻找史料，抄写资料，整理材料，人云亦云吗？其实不然，一篇有分量、有质量的稿子，绝对需要多方获取信源，然后加以研究甄别，用可读性较强的语言向读者讲述。

　　让我对乡土文史产生浓烈兴趣的，是《海南周刊》在创办之初就开辟了“家谱溯源”专栏，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谱牒资料，踏访不少古代墓葬，知道更多的海南姓氏迁徙信息，得以从民间视角了解琼州移民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值得完全采信，家谱都有美化祖先的倾向，很少有真实、客观地记述先人事迹的情况，有些族谱的纂修者甚至攀附达官显贵或历史名人，不负责任地将他们认作祖宗。遇到这些情况，如果不多方考证，包括请教专家、学者，翻查地方志和史书，就会以讹传讹，最终贻笑大方。

　　譬如，府城攀丹唐氏的族谱资料，历来就将一篇谱序的作者当作文天祥，但我在采写这条稿子的时候，怎么都查不出文天祥与攀丹唐氏迁琼始祖唐震或其儿子有过交往的记载（包括文天祥的年谱），因此被困扰了许久，一度搁笔。直到2013年，得知屯昌南吕还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民国时期续修的《唐氏族谱》，于是与海南文史专家王俞春先生一起开车前去查阅，发现这部族谱封面的题写者还是当时的海南文化大家王国宪，而那篇谱序的作者其实是范梈，一位曾经巡察海南岛的循吏，并承认之前都误以为是文天祥。

　　而反过来，从多种谱牒资料之中，也会发现史书和方志记载的错漏之处，让我更加相信古人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应以怀疑的精神去面对看到的东西。

　　回眸10年的《海南周刊》采编工作中，值得我感动的事情不少，值得我感谢的人也很多。

　　我要特别感谢报社两位前辈林冠群先生和周济夫先生的多次帮助，他们曾多次提醒和批评我不可轻信史料，而是要加以思考和佐证。

　　我也要感谢多年来沉浸于乡土研究的王俞春先生和蒙乐生先生，他们热衷于实地踏访，通过文化遗存、民间文本印证历史资料的行为和精神，深深地影响到了我工作的方式和态度，是我一直努力效法的。

　　我还要感谢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伉俪，他们老当益壮，耄耋之年仍在钻研和书写海南的文化和历史，精神可嘉，激励着我执着前行。而与他们一起搜罗家谱等民间史料，一起下乡了解民族和民俗风情，我也得以窥见两位先生的工作方法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