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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笔墨在天涯
​苏东坡的“海外三书”
明代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东坡《书传》内页。 资料图
中国书店再版的《钦定四库全书〈东坡易传〉》。 资料图

  ■ 林冠群

  谪居海外三年,是东坡一生笔墨生涯的最后时光,也是他学术造诣得以展示的“高光时刻”。在儋州古城(今中和镇)“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苏辙语)的苦日子里,他在垂暮之年完成了《书传》《易传》《论语说》三部学术著作,人称“海外三书”。

  《书传》是苏东坡居儋期间独立完成的,因为缺少参考书籍,他得靠朋友从大陆寄来一船书以助翻检。《易传》与《论语说》是早年间谪居黄州时初成书稿,到海南才修订完成。三书之成,对东坡来说是一件大事、乐事、幸事。他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告诉朋友:“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答李端叔书》)

  《书传》 “以德为先,以民为本”

  东坡《书传》到底说了些什么?一言以蔽之:治国理政必须“以德为先,以民为本”。本来流传了三千多年的治国宝典《尚书》也是以此为主题的,但一经汉唐以来历代经学家的多番传述,观点就不尽相同了。“以德为先”尚且略有相通之处,但“以民为本”,则基本上无人能与东坡持此坚定不移的观念了!比如《书传》中论到“皇极”一词,东坡认为这是“大中至正”的儒家学说。因此他释“皇”为大,释“极”为中,要求统治者必须树立“大中至正”的治民法则。而诸儒,特别是明清以来死抱封建僵尸的学者,都将“皇”释为“皇上”或“皇权”,于是本应为民众谋利益的“皇极”却变成了皇帝操弄权柄,压制民众的统治手段了。(见《洪范》“皇极”一节)

  在《多方》一篇中,东坡的传文有:“丽,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虽尧舜不能使无乱。”东坡释“丽”为附着的意思,认为统治者必须认真解决土地问题,使民众能安居乐业,这才是“王政之本”。可是,尽管历代注家对“丽”字有多达十余种解释,却没有一种与他相同。

  东坡《书传》在北宋末年不许印行,但此书一直以手抄本流传,直至明末始有正式刊本。

  《易传》 朱熹排斥 纪昀肯定

  《易传》是苏东坡纯粹讨论儒家哲学思想的专著。《易》作为儒学中最重要的哲学经典,传承到北宋时期,迎来一个崭新的传习阶段。而这个时期,作为学界主流的思想是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天理心性说。他们以一个超意识的“天”作为一切变化的主宰,阐述封建皇权及人世尊卑等级的“合理性”,明显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而苏轼却以现实中的事物变化作为思辨的主体,着重强调人的作用,强调变化的客观性,明显带有唯物主义色彩。因此与二程学派有一定的差别与矛盾。

  《易传》一书,又曾名为《苏氏易传》。因为此书初稿出自苏洵之手,未完而染疾,临终前特嘱苏轼续完,而苏辙于《易》亦有心得,东坡的《易传》中,《蒙卦》一章即出自他的解说。

  进入南宋后,朱熹作为二程的传人,极力排斥东坡《易传》,为此他特撰有《杂学辨》一书,着力排斥东坡的学说。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介绍《易传》时说:“朱子作《杂学辨》,以轼是书为首。然朱子所驳,不过一十九条,其中辨文义者四条,又有一条谓‘苏说无病,然有未尽其说者’,则朱子所不取者仅十四条,未足以为是书病。”朱熹写了十九条驳论,但纪昀认为朱子的驳斥并不能贬低东坡《易传》的学术价值。试举其中一例——

  《周易·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一句,苏东坡的解释是:“此论元也。元之为德,不可见也,所可见者,万物资始而已。元之德不可胜言也,惟是为能统之。”意思是,这句话解释的是“元”这个概念,“元”作为展示世间万物生长的气象,它是看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万物不断生长的气象。“元”作为万物生长的气象是说不尽的,因为这样,才能以“元”来统一表达“天生万物”这一概念。

  朱熹对此却反驳说,万物生长的气象为什么看不到呢?只要留心观察于耳目之间,“未尝不可见也”,能懂得“天道”的人都可以知道,苏氏不了解这一点,就以“看不见”来说事,岂不让人产生疑惑?

  东坡以“元”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朱熹却把概念当成实物,并批评东坡是故意以“看不见”来歪曲经典。这说明朱熹号称的“格物致知”还远未达到抽象概念的思维程度。

  《论语说》

  钩沉辑佚,仍可窥斑见豹

  《论语说》最初是东坡谪居黄州时所作,当时写成后曾手抄一份寄呈朝中大臣文彦博,但最后因所谓“党争”的政治局势影响,此书还是失传了。另据四川大学马德富先生的看法,《论语说》之所以失传,是因为明代科举考试中只许采用朱熹的《论语集注》为必读之书,且因东坡的《论语说》包含不少非议儒学道统、批评孟子等“离经叛道之语”,所以被“日益森严的正统儒学所摈弃了”,至今所见是后人辑录的残本。

  尽管如此,从东坡自青少年时起,兄弟俩便以父亲苏洵为师的学术传承来看,也可知在《论语说》中必定有不少观点与众不同,别有新解。比如,他年轻时所作的《中庸》三论,便力证程朱学派对孔子学说的曲解。苏轼认为,《中庸》之论,是孔子所著未完的“遗书”,其要旨不是谈天理性命而是着眼于人的情志品性,通过内省自修的途径(道),诱导人的德性达到最完美的极境——至诚。

  程朱学派却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中庸章句》)引孔子“过犹不及”为据,主张做人处事应以“适中”状态为最好。而东坡却就此批评道:“此昧者之论也。故世俗之学,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无过与不及之病而已,是近于乡愿也。”

  什么是“乡愿”?即做事情貌似不偏不倚、对是非模棱两可的态度与行为方式。至今仍有学者认为孔子的“过犹不及”讲的是处在过与不及之间,也就是“中庸”,却忽略了东坡的“中庸论”说的是一种“至诚”的精神境界。

  东坡的《论语说》虽然已经失传,但经后人精心钩沉辑佚,也可以“一孔窥全豹”,从有限的片断中了解全书的中心意思与价值取向。

  苏东坡北归渡海赴廉州时,“船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此险乎!过子在旁酣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假如当夜果有风涛之险,“三书”俱失,则时至今日,世上再也见不到这“三书”的真相了!“天未丧斯文”,毕竟东坡不仅是中国且是世界第一等的伟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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