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青

　　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漕运业务增多，但也背负着沉重的运输成本。海南士子丘濬以“海舟之便”的经验认知，在《大学衍义补》中陈列当时漕运体系的弊端，系统论证海洋运输的优势。

　　丘濬从小在海边长大，他不仅很早就意识到海运的发展潜力，而且形成了关于造船、勘海、人才使用等一系列关于海运实操的设想和谋略。

　　漕粮北运的代价

　　明代的运输与宋、元等朝代一样，利用淮河、运河等陆地水系，将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等地征缴的粮食等转运京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漕运体系。据文献记载，宣德七年（1432），输送京城的漕粮多达670万石（重量单位，每石约150斤）；正统年间（1436—1449），漕运粮食450万石；成化八年（1472）漕运定额400万石，“自后以为常”。

　　明朝要求运输粮食的漕船用楠木、杉木、松木制作，标准长度为16米，每艘漕船运力至少300石。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运400万石粮食进京是个艰巨的任务。明英宗天顺朝规定，漕船定额为11770艘，漕运官军为12万名，还需临时征用很多百姓做苦力。漕船保养方面，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用满十年就要更换。可想而知，用于漕船建造、维修和支付官民工资的费用总额应是个天文数字。

　　当时漕运体系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难以保障河道通畅。丘濬说：“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丁，开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漕运依赖运河，遇到河水枯竭或河道淤塞、闸坝维护等问题，运输周期漫长且损耗巨大；遇到河水暴涨、运河决堤，漕船即有损毁，随船押送漕粮的官员、漕卒趁机谎报损失，甚至故意放火烧掉或凿沉漕船，以掩盖监守自盗的行为。尽管有专门的官员监督漕运，但这种腐败行为长期存在。

　　发现海运的优势

　　历史上的先知先觉者对海洋、海运的认识逐渐深入，并在付诸实践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丘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大学衍义补》中特辟专章《漕挽之宜》，对漕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丘濬研读《元史·食货志》后充分肯定了元朝的海运之功，“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丘濬发现海运比传统的漕运方式（陆运、河运）更具优势，“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人力，所运多寡，所费有繁省”。丘濬分析元代的档案资料得出结论：海运比陆运可省费用十之七八，比河运省十之三四。

　　海运不仅运量大，且能节省运费，借助海运能促进南北商品流通，使“南货日集于北”“北货亦流于南”，推动南北市场融通和经济发展，“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

　　丘濬还提出，如果海运“果利多而害少”，可把江、淮、荆、河之漕运折半并入海运，这样就能把担负漕运职责之兵卒归还军队，如此“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很显然，这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的前瞻性制度设计，并不局限于海运漕粮，也是丘濬对前人海运思想的补充完善。

　　丘濬认为，中国物产丰饶，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但“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他主张在政府有序的管理下，允许百姓从事正当的海外贸易活动，允许商人出海经商，开拓海外市场，让更多外国人使用中国的商品，扩大海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丘濬通过计算进出口关税潜力，提出“什一而税”的设想，预言若开放泉州、宁波等港口，“岁可得银数十万两”。丘濬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思想，相较于十七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把对外贸易视为“国家富足的工具”的观点，毫不逊色。

　　丘濬还看到了海运的战略价值。他说：“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使临事而悔。”丘濬认为，东南地区是国家财赋的重要来源，但南粮北运过于依赖运河，一旦出现意外，就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

　　丘濬还将海运与所谓的“王化”“威服四夷”联系起来。成化十七年（1481），丘濬撰写《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说：“皇明之化，与天同远，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其《天妃宫碑记》亦云：“皇明声教兼华戎，车马绝迹舟以通。”可见，他的海运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明朝大一统之天下观的。

　　造船勘海，使用专才

　　丘濬的海运思想并未停留在畅想的层面，如何实施海运，他从海舟、海道、航海技术、航海之人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为防止海船触礁，“制海舟者必为尖底”，即造尖底大船；为有效抵御风暴，船之首尾皆须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而且还要像番舶那样，“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使用可靠的装备保障航行安全。丘濬认为“海运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所谓“放洋”，即船舶驶向大洋。而要避免“放洋之害”，就要预先派遣习知海道之人，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沿途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依次踏勘航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

　　在人员方面，丘濬认为，可让广东、福建二省“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并令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挑选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官方奖赏相鼓励，“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然后委一廉干官员，“督领其人”，沿苏州、扬州、淮安、青州、登州等府之滨海近岸，直至直沽海岸，仔细查勘可否通航；并将造成运舟十数艘交与他们，进行试验性航行，“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如此往返十数次，沿途海况皆已了然于胸，则可“保其决然可行无疑”。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见丘濬对海运的真知灼见及深思熟虑。

　　视野宽广，追求实用

　　丘濬是一个严肃的、经世致用的学者，“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见闻，心思所注想……有可用于斯世斯民者，无一而不究诸心焉”。丘濬的志向，不仅是在槐阴书屋撰文著述，更希望参与实际政务实现报国理想。明弘治四年（1491）十月，丘濬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跻身权力中枢。他多次向孝宗皇帝上疏献策，《公铨选之法》《贡赋之常》《制国用议》《盐法议》《山泽之利》等奏议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生等方面的内容，为国家治理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方略。

　　在大海之滨长大的丘濬，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又有沿海居民的海洋情怀，还有世易时移的独到思考，其海洋观呈现出亦旧亦新、新旧交织的多重样态，表现为守常、适变与开新的有机融合。守常是其对传统海洋观的因袭和继承；适变是其面对朝廷和民间海洋认知落差的调适与应对，是对成化、弘治之际民间海洋活动骤然增加、“开海”诉求增多的现实回应；开新是其对开发利用海洋的思考和前瞻性规划。丘濬在谋划海洋运输、发展海外贸易、维护近海安全等方面展现出的务实精神、宽广视野和超前意识，成为明代中期中国人渐趋保守的海洋观中的一抹亮色，他的许多设想时至今日仍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24@ZH037）的阶段性成果］